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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没有呢。”阿眉有点委屈，“过会儿我还要亲手端茶给你。”
我笑了：“那好，现在领我去我的座位。”
“请坐，先生。提包我来帮您放上面。”
我坐下，感到很受用。阿眉又对我说：“你还没说那个字呢。”
“噢，谢谢。”
“不是这个。”
我糊涂了，猜不出。上客了，很多人走进客舱，阿眉只得走开去迎候他人。我突然想了起来，可那个字不能在客舱里喊呀。
飞机很陡地升空，升到万米，开始平稳飞行。窗下白云滚滚，似波涛起伏，阳光直射入机舱，光彩斑斓。
阿眉在前橱房忙碌着，把饮料倒进一只只杯子，我不时可以看到她蓝色的身影闪动。片刻她端着托盘出来，嫣然一笑，姿态优雅，使人人心情愉快。只有我明白，她那一笑是单给我的。
空中气象万千的景色把我吸引住了。有没有乘船的感觉呢？有点。不断运动、变化的云烟使人有飞机不动的感觉——同驶在海洋里的感觉一样。但海上没有这么单调、荒凉。翱翔的海鸟，跃起的鱼群，使你无时不刻不感到同生物界的联系。空中的寂寥、清静则使人实在有几分凄凉。我干吗总把什么都同海联系一在起呢，真是吃饱了撑的！我不是海军，干吗总夸耀自己爱海！又不是只我一个人见过海。
云层在有力、热烈地沸腾，仿佛是股被释放出的巨大的能量在奔驰，前挈后拥，排山倒海。我晕机了。
五
阿眉个头确实和我基本匹配，但心理远未成熟。若是不怕她不爱听，我可以说她的感情掺了其他成分，我是指她在“爱”中掺了许多的“崇拜”。五年前的感受、经验，仍过多地影响着我们的关系。她把我看成完人，这不免给我带来了许多不方便，因为我不是完人；她把我认作强者，这更糟糕，会苛求我。她能做的事，我不能做；她能说的话，我不能说；闹了别扭，责任统统规我。还有，不管她怎么惹我，我不能揍她。
我得承认，开头的那几个月我做得太好了，好的过了头。简直可以说惯坏了她。我天天泡在首都机场凡是她们局的飞机落地，我总是急熬熬地堵着就餐的服务员问：
“阿眉来了吗？”
知道我们关系的刘为为、张欣等十分感动。不知底细的人回去就要问：
“阿眉，你欠了北京那个人多少钱？”
如果运气好，碰上了阿眉，我们就跑到三楼冷饮处，坐着聊个够。阿眉心甘情愿放弃她的空勤伙食，和我一起吃七角钱的份饭。她还说这种肉丸子浇着蕃茄的份饭，是她吃过的最香的饭。
这期间，有个和我同在海军干过的家伙，找我和他一起去外轮干活。他说远洋货轮公司很需要我们这样的老水手。我真动心了，可我还是对他说：
“我年龄大了，让那些单身小伙子去吧。”
“你靠上个什么样的软码头了？”他蔑视地乜着眼问我。
我说：“反正比那些海鲜要有味得多。我现在十分惜命。”
“你再小心，就是一天一盒‘龟龄集’，也是个死在老婆怀里的没出息的家伙。”
“滚你妈的，你这个早晚喂王八的小子。”我脸红脖子粗地回骂。
现在，对我来讲，最幸福莫过于飞机出故障，不是在天上，而是落到北京以后停飞。而且机组里还得有个叫王眉的姑娘。每逢此种喜事临门，我便挎个筐去古城的自选食品商场买一大堆东西，肩挑手提，领着阿眉回家大吃一顿。我做菜很有一套，即：一概油炸，肉、鱼、土豆、白薯、馒头，统统炸成金黄，然后浇汁蘸糖，决不难吃。就是土坷垃油炸一下，我想也会变得松脆可口。阿眉也深信这一点。有一次，关义来我家，看到我从橱房出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戴顶小白帽，穿件去掉披肩和肩章的水兵服、系着花围裙，才好看呐。
“别象个傻子似地看我。”我拍他肩膀乐呵呵地说，“呆会儿尝尝咱的手艺。”
我爸爸妈妈对阿眉不反感。现在老人要求不高，带一个姑娘就可以，总比一个没有或是带一大串回家要强。
我和阿眉是分开睡的。
六
阿眉喜欢逛商店，喜欢穿花衣裳，喜欢看电影。我只喜欢看电影——我们就常去看电影。一般情况，她到北京时间都很晚，我们不能进城去电影院看，便在我们大院的操场上看露天电影。那个星期六刚好有班调机北京。因我已不那么神经病似地天天跑首都机场，所以飞机降落后，她一人坐车到的我家。正巧我扛着椅子要去看电影。问她，她自然也要去。往操场走的路上，她说，她在往北京飞来的一路上想：要是我在机场里等她就好了。可一下飞机，我不在。
“那是自然的。”我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哪知道你今天会飞来。”
她不吭声，噘着嘴，说北京冷。
电影开映后，她又说冷。我把外套脱给她，她还说冷。我说：“再脱我可就光膀子啦。
”
电影放完后，她不理我了。我哄了哄，哄不过来，在梦里还一直纳闷。
早晨，她到我屋里来问我：“我的香水你放哪儿啦？”（她在我家放了一套化妆品。）
“喝了。”
她笑了，瞟我一眼。我把香水找出来，一边往她头发上喷了几滴，一边问她。
“昨晚生我气了？”
“嗯。”
“为什么？”
“你不理我。”
“还怎么理你？你说冷，我不是连衣服都给了你？”
“我也没叫你非把衣服给我。我说冷，只是想听你几句暖话。”
我觉得自己很笨，这么简单的名堂都没闹清。我第一次羡慕起那些方面的大师们。
后来，我送她去机场的路上，她告诉我，实际上，她这些天都很不开心。上次来北京过夜回去，飞机带了几家报纸的纸型和一些文件。可她和那个男朋友也在北京的乘务员光顾高兴了，飞机落广州时，两个神魂颠倒的姑娘忘了卸纸型，又给拉到香港兜了一圈。耽误了南方几家报的出版不说，因为有文件，还造成一次不大不小的“失密”。那个姑娘是乘务长，受了个处分。阿眉也被批了一顿，还查出一些不去餐厅吃饭，客人没下完，自己先跑掉等违反制度的事情。
“过去我还从没有，嗯，很少挨这么历害的批评呢。”
“那么说，这笔帐应该算到我头上。”
“我没说。不过……”她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我以後要少进城，少来你家。”
“可以呀。”我沉着地说。
我能说什么，她是有道理的。我应该早就明白，她可以要求我做的事，我却不能要求她做。因为这里面有个差别，有个大不同的地方：她是有重要工作的。这工作重要到这种程度：只能它影响我，我却不能影响它。
还有一个萦绕她心头的阴影她没说，那就是对同伴受处分的内疚。象阿眉这样的女孩很容易把自己应负的责任夸大。正是这种内疚心情，使她觉得有必要牺牲一些个人的欢愉来偿付。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还是新兵的时候，水土不服，浑身起荨麻疹。有人说吃饺子可以治，我们一帮北方佬就天天吵着吃猪肉大葱饺子。因为训练忙，没人帮橱，炊事班长就借驱逐舰上的和面机用。用不惯，把一条胳膊绞了进去。那些天，我象罪犯似地抬不起头，以为全是我的错。在我们码头，常有一些赶海的女孩找当兵的说笑。那些天，我连这些女孩的笑声都十分厌恶。天哪！她会不会也有点厌恶我呢？
“我只是想不通。”她在几千里以外对我说。
“我来帮你分析分析。”我象个半瓶子醋政委热心地对着话筒说，“什么问题搞不通？”
“你。”
“我？”
“为什么我觉得你好象是另一个人呢？”
这真叫人恶心！
“这么说，还有一个长得和我很相象的人喽。”
“别开玩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跟过去大不一样。”
“过去我什么样？”我茫然地问，“三只眼？”
“过去你彪悍潇洒。歪戴着帽子，背着手枪，站在军舰的甲板上，我第一眼就爱上了你。那时我总想，你心里一定充满着什么我不知道的、遥远的、美好的东西。而现在，我一眼就看穿你心里有什么。”
“我心理只有你。”
“你还成了个胖子。”她嘟哝着。
“你嫌我胖不体面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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