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时，军人夸大其智力的相对无能，所以忽视对智力的利用，这是事实。”
这是一种值得欣赏的曲言法，也许是法国文学中最漂亮的一种曲言法。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挑战。但是，这是在戴高乐当时深受其熏陶的哲学条件下进行挑战。戴高乐在阅读柏格森的著作时，纳入了一种赞扬主观性——戴高乐写道，主观性是直觉，本性——赞扬自由的作用、并且否定实证知识的优势、否定对历史和科学决定论的信仰的轨迹之中。这是戴高乐在《剑刃》第一章《用动词开始？不！用行动开始》引证歌德的《浮士德》时，以他自己的方式表达的20世纪最强大的思潮之一。所以，当戴高乐瞥见20世纪的风暴时，他描绘了一位同疯狂事件进行斗争的“风暴人物”，这种描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
“再说，很强的个性为了斗争、考验和重大事件而树立的，它并不始终表现为这种在普通生活中讨人喜欢的、便利的好处和表面的诱惑。突出的特点通常是粗暴的、令人讨厌的，甚至是桀骜不逊的。即使群众低声地承认这些特点的优势，还给它们一种难以理解公正，那也极少看见人们喜欢、然后促进这些特点。而支配军人生涯的选择，更加乐意地涉及到那种讨人喜欢的事情，甚于那种值得赞扬的事情。”
当然，人们从这些文字中必定看到了戴高乐所描绘的自画像。由于卑微的军衔，戴高乐还继续生活在阴影之中，所以他在生活中希望，有朝一日，时势会使他象已经自我看到的那样脱颖而出。据此，《剑刃》这本著作对戴高乐的希望来说，几乎是一种讽刺。然而，如果不引证《剑刃》的写作日期在1927年，发表的日期在1932年，那就不会理解戴高乐。1927年的法国刚刚被普安卡雷——他在法郎重获坚挺的基础上，使法国感到安心——从一场货币灾难中拯救出来，并且相信白里安的真诚——白里安不作过分的让步，却巧妙地通过洛迦诺条约开始法德和解，据说由此确保了欧洲和平。可是，到了1932年，欧洲已经感到了冲击，并将因此发生动摇。从资本主义经济发生悲剧性的危机到纳粹在德国获得首次胜利，欧洲正在跨过一个个导致战争可能爆发的阶段。因此，《剑刃》第一章的结尾文字，便有了一个特殊的味道。
“我们的时代是不大有利于培养和遴选军事统帅的。最近经历的考验是过度的，其后果是使人们意志松懈，性格消沉，士气低落。而士气低落使舆论偏离战争秩序，不停地扰乱军心，直至扰乱那些最坚决的抱负。因此，在军队的行列里，谁不象从前这个有名的女人那样经常自言自语：为什么我在这里当兵？我不知道！20世纪的全部希望已经遭到了吞噬！”
当1927年戴高乐写完《剑刃》一书的初稿时，恰恰他不相信当时的和平时代会无限延长下去。五年后，他深信悲剧正在卷土重来。
在《剑刃》的第二章《性格》和第三章《威信》里，戴高乐似乎继续描述其序言中业已证明过的、但更晚才描述的自画像。其中最有意义的段落已经成为援引戴高乐历史文献的经典段落。
“面对事件，有坚强性格的人是求助于自己。他的运动是在行动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为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把行动变成自己的事情。他远远不是在等级制的庇护之下生活，在文章里面躲藏，在报告中掩盖自己，而是奋起，昂然挺立和迎击敌人。”
怎么不把这段文字，看作是对戴高乐1940年6月18日发表抗战号召书的、奇特的预演呢？
“没有奥秘，威信是不能前进的，因为人们不大尊重那些过于熟悉的东西……没有言行的保留，通常就没有同样的、心灵的保留……保留，性格，伟大，这些威信的条件迫使那些想要获得威信的人，进行一种会使最大多数人感到讨厌的努力。这种不断的束缚，这种永远要经历的风险正在考验个性，直至其最秘密的心弦……这里，人们触及到一个没有作出很好的解释的、关于退役的动机问题。有些获得一切成功并得到人们欢呼的人，常常是放弃重担……而统帅置身于他人之外，因而失去那些在放弃职位、亲密相处、友谊本身中得到的温情。统帅注定要承受这种孤独感。据法盖所述，孤独感是‘高官的贫困’。。。。。。由此，有了一种说不清的忧郁，人们发现一切庄严的东西都沉浸在忧郁之中。人与事都是如此。”
在20年代末的宁静的法国，即普安卡雷和白里安实行合作的法国，这种对个性的赞扬是奇特的，其深刻的根源在于20世纪初的思想。从前，尼采所著的《扎拉图斯拉如是说》呼吁过个人起来，超越那种——据这位哲学家所述——从基督教义和民主那里继承过来的平等观念。尼采揭露说，这种“生活的疲劳”与很强个性的事业是水火不容的。这样，被赞扬的“自我”为自己确定了一个永远超越自我的任务。在20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的世纪里，米盖尔·德乌纳米诺和马沙多·德阿西提到过对那些人——他们对自己的期待，仅仅是过好己的生活和丰富人的生活条件——的存在所具有的、悲剧性的感受。安德烈·纪德在《背德者》里，贝尔纳·肖在《社会的社会主义》里却确认了，在现代世界和社会组织的束缚中间，存在着那种同样受到存在哲学赞扬的、彻底的个性。戴高乐赞美“有坚强性格的人”的伟大，将威信提高到人类尊严的最高水平，从而纳入了某种思想路线。可是，戴高乐想要将其思考范围，确定在新时代和在20世纪中。他首先看到，20世纪中有集体的伟大干劲、民族的和社会的纪律、党派的势力，以及《群众的纪元》——奥特加伊·加塞赋予那部使其出名和在同时出版的著作以《群众的纪元》的题目。
有意义的是，戴高乐在《剑刃》一书中，再次要为武器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进行辩护，彷佛向那些幻想和平、理智和进步的当代人和法国同胞说话，想要证明那些知道武器马上投入使用，所以在进行准备后，毫不犹豫地加以使用的人做得正确似的。
“武器在任何时代都是野蛮行径的工具……不过，从武器中迸发出来的光芒往往照亮了智力领域……武器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搅动了最坏本性的污水。武器宣告了杀人，使仇恨滋长，使贪婪泛滥。但是，如果吕西费使用武器，那么人们就会看到武器掌握在大天使手中。。。。。穷人的高贵，罪犯的道歉，武器从最平凡的人那里汲取毫不利己的精神，给乞丐以荣誉，给奴隶以尊严。。。。。。武器对世界实行了酷刑，但也改造了世界。武器做了最好的事和最坏的事，分娩了无耻的人和最伟大的人——而伟人是时而在恐怖中爬行，时而在光荣中闪光。无论是可耻，还是光辉，武器的历史都是人的历史。武器象思想和行动一样，是普遍的、多方面的和永恒的。”
在这篇热情洋溢的辩护词中，不仅有对历史的思考，对时代精神的智力挑战，而且披露了当时戴高乐心里的疑问，以及被抑制的疑惑和内心的希望。因为必须指出，在同一年，或者几乎在同时，戴高乐写信给他的朋友路易·纳辛，表示相信凡尔赛的欧洲正在土崩瓦解，德国即将重新威胁欧洲。可是，在此期间，戴高乐深感自己无所作为、停滞不前和孑然一身——时局使他在军队内部继续处于这种状态。再说，这是一个犯错误的时机——戴高乐在1928年所写的一封信函问题上，犯了一种奇怪而长期的错误。纳辛发表了这封信的内容。
“啊！如今，当兵是痛苦之极！然而，必须这样。过几年，为了来拯救祖国，人们将紧紧抓住我的燕尾服。”
后来，历史学家采用了纳辛的这个版本。
让·拉库迪尔得以获得此信的原件，经过更加仔细的研读，他发现戴高乐这样写道：“人们将紧紧抓住我们的燕尾服。”⑾戴高乐在这里谈的是军队，由于时局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军队的作用重新占了优先地位。不过，戴高乐也想到了当时局突然发生变化时，届时他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1932年，戴高乐在他从前撰写的、后来经过部分修改的讲演稿里，增补了新的一章：《政治家和士兵》。他在这里重新谈到了《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的中心主题，即政权同统帅部之间合乎逻辑的关系问题。戴高乐肯定加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