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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3月25日，由威尔逊、克雷孟梭、劳埃德·乔治和奥兰多组成的四人委员会在巴黎讨论了这一军事行动问题，决定要求福熙元帅制定一项行动计划。48小时后，四人委员会开会，听取了福熙的陈述。福熙提出了一个旨在反对俄国革命、阻止其蔓延的总计划。他建议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建立一道障碍，堵塞那个将波兰军队和罗马尼亚军队分离的缺口，缩小象匈牙利和东加里西地区那样的、被俄国革命浪潮席卷的地区，并由盟国统帅部指挥全军，由一名法国将军在罗马尼亚指挥，一名美国将军在维也纳指挥。归根结底人们将会注意到，这就是戴高乐在圣梅克桑军校学习班上曾经提出过的建议。尽管福熙提出否定意见，但威尔逊却提出异议说，整个行动必然要采取一种攻势，并警告说要注意盟军部队的真实思想感情。他说，这些部队也许存在着一种对革命运动的“同情萌芽”……
因此，盟国政府首脑于3月27日决定摒弃福熙计划。弗朗谢·德埃斯贝雷撤离敖德萨，“白军”在俄国南部、东部和北部相继崩溃。盟军只是在库恩·贝拉领导的共产党人刚刚夺取政权的匈牙利，成功地挫败了革命浪潮，让罗马尼亚军队开进了布达佩斯特。
而今，欧洲革命的前途系于波兰。作为新生的波兰共和国，毕苏斯基决定利用俄罗斯的悲惨状况，来夺回其在18世纪末被剥夺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土，或者在基辅建立一个波兰的卫星国“乌克兰”。毕苏斯基拒绝了列宁提出的领土让步建议，在1920年5月开始了对苏联的敌对行动。当时，苏联进行了反击，使一切都重新变成了问题。由于敌视波兰人统治的传统，乌克兰人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以便击退波兰军队，同时推翻那个开始为布尔什维克效劳的佩利乌拉。红军转入了反攻，其领导人是最著名的红军骑兵布琼尼和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的前战俘图哈切夫斯基。图哈切夫斯基用政治味道不太浓的语言，宣布“世界战火的道路从波兰的尸体上经过”。列宁则更加关注革命声援，在列宁的帮助下，在比亚里斯托克成立了一个由朱里安·马尔诺维斯基领导的波兰共产党政府。马尔诺维斯基号召波兰工人阶级起义，与红军共同战斗。特别是托洛斯基认为，这样就会使革命蔓延到欧洲，首先蔓延到德国，甚至有可能蔓延到法国或英国。否则，革命就会死亡。相反地，斯大林并不这样认为。
在1920年7月和8月这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日子里，戴高乐在华沙。他于4月24日抵达华沙，那些后来被戴高乐教过的波兰士官生是经过长时间的情况不确定和无所作为之后，最终刚刚来到军校的。戴高乐对波兰居民的最初印象是非常温和的。戴高乐之所以原谅波兰居民，是因为“俄国人在占领波兰的时代处心积虑地阻止过他们，不让他们在贸易、工业、行政管理和军队方面做任何事情”——这是一个相当过分严厉的判断。戴高乐看到“这些自我封闭的人毫无用处，但最可怕的却是，他们在各方面都自以为是。”说真的，当时戴高乐跨过了一个对一切异族都持怀疑和敌视态度的阶段，并在一封致父亲的信里，坦率而直截了当地承认：“我象大多数同胞一样正在结束战争，超越着普遍的排外情绪。”事实上，戴高乐在通信中，把所有的德国人都看作是“面目可憎的敌人”，把那些抵达华沙的美国人、英国人和意大利人描写成“蛮横无礼而无用”的人。不久后，戴高乐也赞同那种在战后法国人中间非常流行的看法，认为美英两国不久后宁可扶植德国，而不支持法国，全世界遗忘了法国人民为取得共同胜利而作出的前所未有的牺牲。
不管怎样，戴高乐对波兰社会并不宽容。④戴高乐之所以把波兰社会看成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或多或少地佩戴勋章，来自被布尔什维克占有其田地的俄国、白俄罗斯、立陶宛；尽管遭到不幸，但他们还在疯狂地寻欢作乐”，是因为他常去波兰社交界。而在华沙，人们喜欢接待法国军官，甚至对法国军官阿谀奉承。这样，戴高乐认识了兹韦坦斯卡伯爵夫人。据证人所述，戴高乐到华沙布里科尔咖啡馆——这是一家茶馆和一家点心店，位于诺韦－斯韦亚街——去同伯爵夫人见面。于是，戴高乐觉察到了种族分野和社会分野的重要性。他在家信中，谈到了波兰人——不管怎样，是指波兰的资产阶级——对犹太人的心态；“所有的社会阶级都恨死”了犹太人，把他们看作是“全都发战争横财，利用战争，骑在俄国人、德国人和波兰人身上”。华沙的资产阶级认为，犹太人“对发生社会革命有相当的准备，他们将会在这场社会革命中遭到某些打击，但以此代价赚回许多钱”。至于那种必定会破坏新波兰的社会失调问题，戴高乐作为波兰军队“顾问”，随部队走遍全国各地，是清醒的和悲观主义的见证人。
“为了衡量波兰人的贫困可能达到何种程度”戴高乐在1920年11月1日一期的《巴黎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必须观察到在郊区——不管是普拉加，还是沃拉——居住的可怕的人群……被我们的文明珍视的东西不多。使我们的文明引以自豪的全部财富，很快就会在绝望群众的万丈怒火中烟散云消……”
人们看到，由于对波兰社会进行抨击、甚至持严厉的态度，戴高乐对同新的苏俄打仗的前景不再抱热情态度了。7月3日，当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的前难友、红军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对华沙的攻势变得明朗化时，戴高乐给母亲写信道：“我们是否被导致在这里进行干涉，手执武器，同俄国人打仗呢？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虽然法国驻华沙的军事使团由亨利将军领导，但巴黎决定象征性地派福熙的前参谋长魏刚将军出使波兰。魏刚率领了一个被称为“外交”的代表团，于7月21日抵达华沙。实际上，这个代表团要来为波兰参谋长毕苏斯基——戴高乐认为，他是“基督教文明的堡垒”——出谋划策。8月14日，波兰发动了反攻。戴高乐在反攻中，参加了赫鲁比肖的战斗。波兰的反攻使苏联军队遭到了溃败。实际上，戴高乐的任务主要是担任联络官，但联络官是一个相当好的观察哨，以致他在给亨利将军的报告中特别指出，毕苏斯基想要指挥一切，越过了他这帮将领的头头。此外，毕苏斯基在《关于1920年的回忆录》里丝毫不提魏刚的作用，尽管魏刚仍是一个有争议的、多半是象征性的人物。⑤
戴高乐担任波兰朗贝尔托夫军官学校的教授、野战部队的顾问，又被任命为新的军事使团团长尼塞尔将军——尼塞尔取代了亨利——的办公室主任，从而补全了他在波兰的工作经验。他在7月因一战期间的嘉奖而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不久后被授予越狱者奖章和被任命为波兰军队少校，所以变成了那些最奉承的报告和最高度评价的对象。人们赞扬他“令人敬服的翩翩风度……鲜明的个性，坚强的性格，对危险保持冷静而强硬的态度……完美的教育”，甚至说他为人“谦虚”——这里意味着讲话谨慎和不大饶舌……于是，戴高乐恢复了对未来前途的自信。此前，他曾对母亲写过，经过被俘之后，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前途了。
戴高乐即将从这次波兰战争中，汲取到关于未来的历史观和未来的战争问题的、深刻的经验教训。首先，在戴高乐眼里，波兰战争证明了历史最终是民族的历史。他刚刚看到，列宁及其战友发出的伟大的革命号召并未越过维斯瓦河；除了少数波兰人以外，波兰的工农群众都把红军看作是俄国入侵的工具。从前，乌克兰人也没有向那种转入“基督教西方”阵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诱惑作过让步。数百年来，乌克兰人反对波兰统治，而今他们动员起来，反对毕苏斯基领导的波兰军队。戴高乐面对的苏军统帅图哈切夫斯基本人——这个榜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保持着相当生动的回忆——就是民族感情第一的象征。对于这位当过沙皇俄国军官的俄罗斯人来说，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依然是俄罗斯。俄国革命会赋予俄罗斯一种新面貌，这也许是新的奴役，也许是恢复国家过去的活力和伟大。图哈切夫斯基处于他的阵营，换言之，处于他的国家，与波兰工农群众——戴高乐看到了他们的贫困——完全一致。但波兰工农群众并不因此响应俄国革命的召唤，而是以受到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