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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一瞬间，苏菲的情绪似乎出现了一丝很微妙的变化。兴奋、得意的情绪一下子溜掉了，一种忧虑悄悄溜进她的声音里，就像在信后附上的一句阴郁不快的话，整封信的兴奋只是铺垫，一切只是为了最后那句冷冰冰的附言（“又及：我要离婚”）。“后来，我们离开餐馆，”她继续说道，“因为他说在回去工作之前，要给我买点东西以庆祝他的发现，买点今晚我们聚会时穿的衣服，要时髦、性感的，所以我们去了一家精品店。我们以前也去过那儿。他给我买了这个胸罩和衬衣，还有鞋、帽、手袋。你喜欢这个胸罩吗？” “美极了。”我说，这是发自内心的赞叹。 “是很……迷人。不过，斯汀戈，问题是这样的，当他付了钱，我们正准备离开时，我发现内森有点不对劲儿。我以前也见过他这样，不常出现，但总把我吓得半死。他说他突然头痛得厉害，就在脑后，这儿。同时，他脸色苍白，开始出汗。我以为是情绪太激动的原因，于是我让他回家去，回耶塔的房间躺一会儿，下午就别去上班了，可他说不行，他必须回普费泽，还有好多事要做。于是他向店老板要了三颗阿司匹林。他平静下来，不再那么兴奋，甚至还有些忧郁。后来，他平静地与我吻别，说他今晚一定来见我，就在这儿——和你一起。他想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郎第饭店吃一顿丰盛的海鲜以示庆贺，庆贺他即将获得的1947年诺贝尔奖。” 我不得不告诉她不行。因为父亲的来访，我不能参加他们今晚的庆功宴会。想到这里我觉得遗憾之极；多么令人失望啊！我真不敢相信，这样一个任何人都急切地想要知道的惊人消息，我却不能在它被宣布时亲耳听到。“真是太遗憾了，苏菲。”我说，“只是我必须去接我父亲。不过，也许在我走之前，内森至少可以告诉我他的发现是什么。等我父亲走了以后，我们再在那个晚上庆贺一番。” 她好像并没听我说，而是轻轻地自顾自地说着什么，似乎有一种不祥的先兆。“我只希望他不会出什么事。有时他太兴奋太激动时，便会头痛难忍，汗水会把衣服浸透，像淋了雨似的，然后兴奋便荡然无存。哦，斯汀戈，不是每次都这样。但有时这会使他变得非常非常奇怪！他兴奋＇1＇异常，飘飘欲仙，像一架飞机向上飞呀飞呀，一直飞到空气稀薄的平流层，然后再也飞不动了，只能掉下来。我是说完全掉下来。斯汀戈！唉，我希望他一切都好。” “听我说，苏菲，他会好的。”我向她保证说，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任何一个有内森这种经历的人都会有些不同寻常的举动。”虽然我没有她那种深深的忧虑，但我承认，她的话令我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但尽管如此，我仍把它们统统抛在脑后。我只盼着内森带来胜利的消息，给我们讲一讲已让我着急半天的秘密。 自动电唱机开始转动，酒吧陆陆续续挤满每晚的常客——大部分是中年男子，大腹便便，即使在仲夏也脸色灰白。他们就住在公园后面的那片犹太人聚集地，米色的砖砌房屋在那儿一排一排地延伸开来。现在他们酒瘾大发，直奔酒吧而来。很少有女性敢贸然独自到这儿来。邻桌都是常客，面带倦意，臃肿肥胖——但现在，在这个特别的夜晚，两个满脸堆笑的修女在苏菲和我面前弯下身子，把一个圣餐杯摇得叮当直响，嘴里嘟嘟囔囔地，以圣•；约翰的名义向我们要求施舍。她们的英语十分生硬，看上去像意大利人，长得丑陋不堪——尤其是其中一个丑陋至极，嘴角处长着一个大得吓人的粉瘤，形状、大小与大学生俱乐部里的蟑螂差不多，头发像玉米须一样散乱地挂在脸上。我把目光移开，从口袋里摸出两枚银币给了她；但是苏菲却对着叮当作响的杯子说：“没有！”口气十分坚决。两个修女不约而同地往后一缩，急忙离开了。我回过头来惊讶地看着她。 “这两个修女运气真糟，”她郁郁地说，停了一下又加了一句，“我讨厌她们！她们不是很难看吗？” “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可爱的天主教姑娘呢。”我开玩笑地说。 “我曾经是的，”她回答说，“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管怎么说，即使我还信仰宗教，但我还是恨她们。又蠢又笨的处女！面目如此可憎！”她浑身一激灵，摇了摇头：“太可怕了！哦，我多么恨那愚蠢的宗教！” “苏菲，这就奇怪了。”我打断她，“记得几个星期前，你曾对我说你的童年是如此虔诚，讲过你的信仰，一切一切。为什么又……？” 她又一次摇摇头，把纤细的手指放在我的手背上。“求求你别说了，斯汀戈，那两个修女让我觉得恶心。她们又臭又邋遢，那么醒目……”她有些困惑，不知该怎么说。 “你是想说刺眼吧。”我说。 “对，刺眼。她们的上帝一定是魔鬼，斯汀戈。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上帝存在的话。一个魔鬼！”她停了一下，“我不想说宗教。我恨它！那是文盲＇1＇和低能儿的崇拜物。”她瞟了一眼手表，说：“都过了七点了。”她的声音有些着急。“哦，但愿内森一切都好。” “别担心，他不会有事的。”我又一次安慰她说，“苏菲，那项研究工作，或者说是攻关，不管是什么吧，肯定给了内森太大的压力。那种紧张必然使得他的行为有些怪异，反复无常——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必为他担心。如果我遇上什么难题也会头疼的，尤其是这种能获得惊人收获的事儿。”我说，还想再加上几句。我拍拍她的手，说：“不管怎样，现在放心好了。他再过几分钟就要来了，我敢肯定。”
博学多才的内森第45节 纽约之行
这时我又提到我的父亲以及他的纽约之行。（我真诚地讲起他的慷慨大方，对我的关怀备至，他的道德信仰，但没有提到阿提斯特以及他对我的奋斗目标所起的作用。我怀疑苏菲对美国历史的了解是否足以理解我与那个黑人男孩因这笔钱而产生的复杂关系。）我继续说，我是个幸运儿，少有的幸运儿。我得到了父母无私的宽容，以及甚至有些盲目的信任。他们完全相信他们的儿子能够在艺术殿堂里折冠夺桂。我有些伤感地断言，如此目光远大的父亲让我有些害怕。我开始感觉到嘴唇因啤酒而有些发抖。 “啊，你真幸运还有父亲，”苏菲悠悠地说，“我真想念我父亲。” 我有些不好意思——不，不是不好意思，应该是不太自然吧；我突然想起几周前她曾对我讲起的她父亲的故事。她父亲和克拉科夫的其他教授们像猪一样被赶到一起，然后被纳粹的机枪在寒冷的冰雪中枪杀。我想，上帝啊，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国人毕竟没受到什么伤害。哦，我们都曾勇敢地参战，做了应做的事，但比起无数的欧洲殉难者来说，我们失去的父兄的人数又算得了什么。我们都太幸运了——幸运得让我们有些无法消受。 “时间已过去很久，”她接着说，“现在我已不再像过去那么伤心，但我还是很想念他。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正是这一点使整个事情更糟，斯汀戈！你想，所有的坏蛋——波兰的，德国的，俄国的，法国的，所有国家的——所有这些罪人都逃脱了惩罚，那些杀犹太人的人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在德国，在阿根廷；而我父亲——一个好人——却不得不死去！这不足以使你对上帝失去信心吗？当上帝把身体背对着你的时候，你还能相信他吗？”她像火山爆发般汹涌而出的这段话令我大吃一惊；她的手轻微地抖动着，然后她平静下来，又一次——好像她已忘了曾对我说过，或许再说一遍可以让她感到一些安慰——讲起她父亲多年前在卢布林冒着生命危险从俄国人的大迫害中营救犹太人的故事。 “L’ironie在英语里怎么说？” “讽刺？”我说。 “对，讽刺。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冒死救犹太人，自己却死了，而屠杀犹太人的人还活着，有很多的人，现在仍然活着。” “我想，就世界而言，那不算是一种讽刺，苏菲。”我简练地总结性地下了一个很严肃的结论。这时我觉得需要去放松一下。 我站起身朝男厕走去，觉得皮肤有些发烫。这都是因为啤酒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枫苑的男厕。在那儿，我稍稍前倾着，对着小便池酣畅淋漓地放出如小溪清澈的尿液。墙那边隐隐传来留声机放出的乐曲，罗哈多小子、沙米•；凯叶还是谢普•；菲尔兹，管他呢，我可以细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