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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杨贵妃在日本主演八十六集连续剧《长恨歌》！”
从一扇宅门走出一衣冠简朴之人，买了份报。此人正是李隆基。展报一看，大幅杨
贵妃戏装彩照，通栏标题：《大东亚艺术之母——杨贵妃》。
报纸由特写拉成中景，已拿在杨贵妃手里。她跪在榻榻米上，对两位来客说：
“想不到消息这么快就到了国内，皇上身体好么？”
胖一些的来客说：“不瞒贵妃，皇上日夜相思，食欲不振，神情恍惚，坐立不安
哪。”
另一个说：“真可谓是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胖子说：“所以皇上一看见报纸，就命我二人火速前来探望。
皇上说贵妃千万不可回国，就在这日本平安度日，皇上就放心了。”
杨贵妃：“请二位转告皇上，日本人待我很好。我原来是被当作假杨贵妃买来的，
后来日本人发现了我是真的，他们的天皇还向我求婚呢，这是怎么个说法！”
胖子问：“贵妃可曾答应？”
杨贵妃：“我乃是中国的贵妃，虽说皇上已经退位，那我也不能嫁给小鬼子啊！”
两位来客一嘀咕，胖子说：“我二人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杨贵妃：“但讲无妨。”
另一人道：“皇上特地嘱咐，望贵妃考虑日本国情，便宜行事。依我二人之见，皇
上在国内丧失人身自由，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贵纪与皇上此生已难以破镜重圆。然
而贵妃若能嫁给日本天皇，则必能通过天皇向我朝施加压力，利用外交手段保护皇上安
全，使他安度余生，这样，贵妃与皇上都可免除担忧，岂不两全其美？请贵妃三思。”
杨贵妃一蹙眉：“这……”
婚礼进行曲。
杨贵妃身穿婚纱，挽新夫走向画面深处。
李隆基灯下念诗：“汉皇重色思倾国，玉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
闺人未识……”
杨贵妃与新人举杯，酒光荡漾。
卖她的男主人摇头晃脑灯下念诗：“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
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杨贵妃与新夫灯下对视，新夫的脸变成李隆基之脸，在念：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杨贵妃无声泣下。新夫一怔，不解地说：
“这是怎么个说法？”
婚礼进行曲。杨贵妃婚礼场面在电视里。卖她的男主人对女主人说：
“原来就是咱家的那个小环呀！这是怎么个说法呢？”
女主人：“什么说法不说法的，就是那么回事，弄得虚无缥渺的。”
李隆基也在看电视，一边踱步缓缓吟道：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
画外声中，云山漂渺。
画外声结束：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遥远的高三·八
公元1980年，我初中毕业，考入了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哈三中在黑龙江省的地位，
比北大在中国的地位还要崇高。因为北大还有其他的大学与之竞争，而哈三中在黑龙江
则是“宝刀屠龙，惟我独尊”，别的重点中学一概拱手称臣，不能望其项背的。一名哈
三中的学生，比一名“黑大”或是“哈工大”的学生还要受人尊敬。因此，上了哈三中，
便油然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仿佛全省三千万父老乡亲的期望和重托，“夸擦”一子就撂
到咱肩膀上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各门成绩都很出色。但上了高中以后，面
临着考文科大学还是理科大学的选择。这个选择对我个人来说，是不存在的。我有一种
很顽固的偏见，我认为理科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我虽然一向热衷学习数理化等自然科
学知识，但认为它们的价值只在于为人所用的工具性。“批林批孔”时知道孟子的一句
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对我的毒害非常大。我至今都认为理工科
的知识分子属于“劳力者”，认为文科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尽管他们
的现实处境是那么的可悲可怜！所以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心里就有一个高考的目标—
—北大中文系，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系。但是，在80年代初期，全社会
的普遍观念是重理轻文，似乎“爱科学，学历文化”就是要当陈景润、李四光，社会上
流传着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个别报纸还宣传1985年要实现四化，
2000年初步建成共产主义。有的老师听我决心要考文科，而且还是中文系，都无比叹息
地说：“唉！这孩子，糟蹋了。”我今天回忆起这恳切的话语，不禁真有点怀疑当初的
选择，是不是给国家糟蹋了一个陈景润的坯子。在重理轻文的大气候下，哈三中迟迟不
开设文科班，于是我和一些要考文科的同学，与学校展开了艰苦的斗争。“高三·八”
不是一个普通的班级号码，那是我们用青春的热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下面我略讲几则与
“高三·八”有关的事迹，献给有过类似经历，今天仍然保持着青春激情的老中青朋友。
一、公车上书
高一的上学期一过，开不开文科班，就成为一个争论焦点。其他重点中学，在总体
上不是哈三中的对手，便早早办了文科班，集中优势师资和生源，力图在文科上名列前
茅。而哈三中严格执行上级关于不许办文科班的指示，名义上是反对偏科，实际上一是
有重理轻文的传统，二是作为标兵单位，不敢犯任何错误，三是对文科没有把握，反正
办也已经晚了，不如不办，将来高考文科成绩不好，便有了借口，成绩好了，更成为坚
持正确路线的典范。这样一来，想考文科的同学，提出了“救亡国存”的口号。我们这
些十六七岁的少年，根据所学的那点粗浅的历史，一本正经地把校领导比作昏庸的清政
府，认为只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扭转局势，促使当局“变法”。我们分头到各班串联，
各班人同此心。就连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学，也从学校大局着眼，支持我们。于是，我们
就发动了一场“文科班运动”。第一，广泛宣传，到处议论，造成一种“民不聊生”的
舆论。政治老师讲过列宁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第二，
向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口头呼吁和交涉，争取教师的支持，是胜利的最大保障。这里面要
注意两点，即对文科教师的绝对倚重和对理科教师的绝对尊重。第三，正式提交意见书，
形式分为个人的，各班的和全体的。这项举措我们命名为“公车上书”。
我以个人名义和全体名义，送上了两分意见书，言辞很激烈，还卖弄了不少文采和
典故——我的作文得过全市一等奖。郑滨和张欣也各写了一份。当全体意见书签名时，
产生了一个让谁签在头里的问题，我记得自己十分狂妄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
始。要出事儿，我先兜着！”便第一个签了。郑滨是个老阴谋家，说这样不好，咱们找
几个大碗，画几个圆，都围着圆来签，就分不出先后了。其实我们的种种“阴谋诡计”
都是多余，领导上早都知道谁是宋江谁是李逵。很快校长就请我们六位同学去谈话——
具体哪六位我记不清了，反正我们既兴奋又紧张，自称是“戊戌六君子”。表面上气宇
轩昂，实际上心跳得跟上体育课差不多。
周校长慈眉善目，满头银发。虽然六十来岁了，仍修饰得风度翩翩，一尘不染，看
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个英俊小生。他平常有两件事特别受到广大同学称赞。一是每天要腰
里暗藏一把铁锤和几枚铁钉到各班巡视，一旦发现有活动的桌椅，便掏出暗器大展身手。
他从来不问桌椅是谁弄坏的，兴致勃勃地干完，心满意足地离去。所以三中的同学没有
不爱护桌椅的，全校内外整洁如洗。后来我到北大看见那么多残桌破椅没人管，便给北
大校长写了封信，建议他也买把锤子，可是至今也没收到回信。周校长第二件颇得人心
的事是经常在周末和节假日组织老师们跳舞。那时跳舞还是很时髦的事。小流氓们跳舞
时都要郑重其事地穿上新喇叭裤，觉得自己很高雅。正经人跳舞则是思想解放的标志。
三中有好几位校长，同学们对他们的分工不大清楚，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