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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被1942年一系列奇迹般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日本政府曾经一度放松了战争物资的生产。但到1943年，失败使一切都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在地方层次上负责定量供应的邻组忙着把不易保存的食物发放到成员手中，同时还忙着派遣成员们到最近的分配中心去拉回配给品。
木头做成的服装
在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物品紧缩的迹象都变得越来越明显。日本制造的衣服中的大部分都是用一种名为“Sufu”的极脆弱的布制成的，这种布的原料就是一丁点儿棉花以及木浆和树皮，然后把他们纺在一起。日本的纺织工业以前位列世界第三，它的羊毛从澳大利亚进口，而棉花则从印度、美国、埃及和巴西进口。在二战切断了它的原料供应之后，它就不得不采用代用品。最初，纺织厂试图改用在中国占领区所产的棉花。但是事实证明，短绒的华北棉花在专门为棉绒较长的印度和美国品种设计的机器上根本无法纺织。最后，政府一次性 地销毁了超过800 万个的纺锤和25万台织布机，对剩下来的纺织厂，政府命令他们不断提高sufu在棉布中的比例，同时为了解决羊毛供应的不足，就加入了破布、桑树皮和山羊毛。
日本只有一种纺织品能自给自足，那就是丝绸。先前，几乎所有的绸布都出口到了西方。海外市场的丧失现在却给后方的人们提供了意想不到的福利。日本的妇女们发现丝绸内衣这种二战前闻所未闻的奢侈品现在不仅随处可见，而且价格十分低廉。
但是在鞋的方面就没有这种意外的便宜了。军队对于皮靴不断增长的需求，使民用鞋的生产完全陷于停顿；而为了生产飞机和卡车轮胎，大部分日本人都穿的那种胶底拖鞋也无法再生产了。政府相应地加速生产笨重的木屐，并向那些满腹怀疑的平民们大力推广这种“爱国鞋”。为了配合这场运动，东京帝国大学的高次健二博士宣称，这种木屐能够“非常好地加强脚趾尖上的小块肌肉”。无论信不信这位博士的话，大部分人都穿上了木屐，并且把战前的最后一双鞋保存起来，以备在特殊场合穿用。
Nukapan：“你一吃就会哭。”
然而，每个人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还是填饱肚子。尽管日本在战时并没有遭到大规模的饥荒，但从1943年开始，上百万的人们都经受着食物不足的痛苦煎熬。而到了1944年，食品匮乏已经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困扰。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排队等着领口粮，以及到农村搜寻食物。这样一来，日本战时产品的生产就被大大地削减了。
当1941年对美战争开始的时候，在充当日本人每顿饭主食的大米中，有80％ 都是由日本的 农民们自己生产的。政府预想在维持充足的大米供应方面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毕竟，日本的农民拥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大米单产纪录。日本大米年消耗量的另外20％ 是由其殖民地朝鲜和台湾提供的。而日本人膳食中的另外两个基本品种：酱油和豆腐，则是用从满洲进口的黄豆制成的。
但是，不久之后，那些正常情况下用以装运大米和黄豆的船只，全都被改用来运输军队和军火了。而那些本来需要在田地里辛勤劳动的青年们则被征去服兵役。原来用做稻田肥料的化学品被用于生产高效炸药。而由于政府征用农田来修建兵工厂和空军基地，粮食生产的土地一共减少了8。5％。
1943年，食品进口下降，政府为了弥补大米的供应不足，就把它和小麦及大麦掺杂在一起。为了使口粮达到规定的重量，甚至连土豆都被加了进去。家庭主妇们不断试验着新的烹调方法，以把这些大米的混合物变得可口一些。但并不是所有试验都能成功，有一种叫做“nukapan ”的东西，它是用小麦粉和米糠做成，就使很多人感到反胃，有一位失望的妇女写道：“它看起来就好像吃的蛋糕，但尝起来是苦的，闻起来就像马粪，你一吃就会哭。”
不久之后，就连那些老实的人们也在偷偷摸摸地筹划着怎么得到额外的口粮了。由于孕妇每天可以得到70克大米的增补量，声称怀孕的妇女数量一下子可疑地增多起来。格温是一位日本外交官的美国妻子，二战期间留在了日本。她回忆看见一位妇女直接到领口粮队伍的最前面去取她的那份特别配给品。但就在她离开的时候，一个垫子从她的衣服里面掉了出来。“其他的妇女们全都怒骂了起来。”格温写道，“那位可怜的女人哭了起来，解释说，除了要照顾七个年幼的孩子，她还有一个90岁的婆婆要侍候。我们都大笑了起来，但从此之后，孕妇们都会受到仔细的检查。”
“幽灵人口”的口粮
再有的就是为所谓的“幽灵人口”索要口粮。这些人口包括已经去世的叔叔阿姨，已经辞退很久的佣人以及近来并没有来的膳宿学生（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人）。尽管警方和司法省一再重申警告，那些纵容虚报人口的邻组头目将会被投入监狱，但实际上，据估计发放给不存在人口的口粮达到了100 万份之多。
另外，短缺还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黑市的活跃。黑市交易包括了所有的东西，特别是那些 易变质的食品，它们通常是无法通过官方渠道获得的。从事黑市的人不光是犯罪老手，还包括那些从未触犯过法律的人们。他们大肆地收购囤积紧俏商品，然后再以高得惊人的价格卖出。在1943年的一次调查中，2000个家庭中有一半都在黑市上购买过某些食品。一年之后，东京的居民们要依赖地下市场获取他们十分之一的大米，三分之一的鱼和三分之二的新鲜蔬菜。
黑市上的购买者们受到的盘剥是惊人的。到1944年3 月，大部分商品的黑市价格比政府最高限价高出10倍，大米的价格是政府价格的14倍，到了同年的12月，大米的黑市价格涨到了官价的44倍，而且还在不断上涨。一块肥皂，官价为十分之一日元（2。3 美分）拿到黑市上就卖到了20日元（4。60美元）。八磅一袋的糖在官方渠道中卖3。75日元（86美分），而在盟军的海上封锁切断了从台湾的白糖进口之后，在黑市上就涨到了1000日元（230 美元）的天价。
黑市购买者们也要冒不少风险。他们付了钱但并不能保证拿到所购买的商品，但他们也无处申诉。因为无论对于贩卖者还是购买者来说，黑市交易都是违法的。在进行每次交易时，购买者都十分警惕一个特殊的警察部门———经济警察，他们是专门为没收非法货品和惩治违纪者而设立的。
格温就是一个黑市的受骗者。一个没有信用的家伙到她家去推销“练炭”，就是一种用木屑、煤和木炭压成的小煤砖，日本人把它们放进可以移动的火盆里给房子供暖。那个小贩说由于他的煤砖刚刚做好，含的水分很大，所以可以在飞涨的黑市价上给她一个相当大的折扣。格温没做什么讨价还价，就买下了他一整车的练炭，并将它们一块一块小心翼翼地摆在花园里晾干。但是，在它们干了之后，并没有变成宝贵的燃料，而是裂成了黑色的泥坯，原来这些煤砖正是用黑泥冒充的。可以想像，在此之前，小贩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当然，日本的精英们不需要去和黑市贩子们打交道，也不用排除领口粮。特权阶层（包括高级军官，上层官僚以及实业家们）的成员们运用影响力在他们的房子里储满了食品、酒类和其他的紧俏商品。他们在对普通大众关闭的饭馆里吃饭，并且继续在大城市的艺妓馆、酒吧和妓院里享乐，晚至1944年，上层社会家庭中仍然雇佣着60万女仆和其他的仆役。
随着领口粮队伍的增长，那些不这么幸运的人们对于有钱有权者的憎恨也与日俱增。到1943年，有一种流传广泛的抱怨是：“所有的东西都被军队、黑市和权贵们弄走了。只有傻瓜才去排队。”那些傲慢自大、养尊处优的高官们面对批判的浪潮保持沉默，特别是在军事失败的消息最终开始传回本土时。记者加藤益雄报道说：“人们说他们不会吝于让胜利的陆军和海军享受特权，但是失败者们就不应该期望受到优待了。”
那些负担不起黑市价格的人们，为了得到所需的东西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在每天额定的四根火柴用光之后，主妇们就用燧石打火来做饭，她们开始用硕大饱满、含油丰富的松果来充当做饭的燃料。烟民们在吸完了每天定量的六根香烟之后，就把茄子和柿子的叶子晒干碾碎，卷在从口袋书上扯下来的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