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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所自得，世以为矫不矫，彼必不顾之，不足论也。
至于仕进之说，则以巩所考于书，常谓古之仕者，皆道德明备，己有余力，而可以治人，非苟以治人而不足于己。故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然世不讲此久矣。故当孔子之时，独颜子者未尝仕，而孔子称之曰“好学”。其余弟子见于书者，独开之言如此。若巩之愚，固己不足者，方自勉于学，岂可以言仕不仕邪？就使异日有可仕之道，而仕不仕固自有时。古之君子，法度备于身，而有仕不仕者是也，岂为呶呶者邪？
然巩不敢便自许不应举者，巩贫不得已也。亦不敢与古之所谓为贫者比，何则？彼固所谓道德明备而不遇于世者，非若巩之鄙，遽舍其学而欲谋食也，此其心愧于古人。然巩之家苟能自足，便可以处而一意于学。巩非好进而不知止者，此其心固无愧于古人。辱足下爱之深，处之重，不敢不报答。所示诗序及答杨生书，甚善甚善。不宣。巩顿首。
【谢曹秀才书】
巩顿首曹君茂才足下：嗟乎！世之好恶不同也。始足下试于有司，巩为封弥官，得足下与方造、孟起之辞而读之，以谓宜在高选。及来取号，而三人者皆无姓名，于是怃然自悔许与之妄。既而推之，特世之好恶不同耳。巩之许与，岂果为妄哉！今得足下之书，不以解名失得置于心，而汲汲以相从讲学为事，其博观于书而见于文字者，又过于巩向时之所与，甚盛。足下家居无事，可以优游以进其业，自力而不已，则其进孰能御哉？世之好恶不同，足下固已能不置于心。顾巩适自被召，不得与足下久相从学，此情之所也。用此为谢。不宣。
【谢吴秀才书】
巩启：承足下不以大热之酷为可畏，畏途之阻为可惮，徒步之劳为可病，候问之勤为可讳，三及吾门，见投以书及所业五编。发而观之，足下之学多矣，见于文辞者亦多矣。其说往往有非乡闾新学所能至者，使能充其言，其得岂少哉？况其进之未已邪。顾不自足，忘前之患，而有求于鄙暗，推足下此志，其进岂可量哉？仆之所可告于足下者，无易于自勉也。薄遽不宣。
【与王深父书】
巩再拜：与深父别四年矣，向往之心，固不可以书道。而比得深父书，辄反复累纸示谕，相存之勤，相语之深，无不尽者。读之累日，不能释手，故亦欲委曲自叙己意以报。而怠惰因循，经涉岁月，遂使其意欲周而反略，其好欲密而反疏，以迄于今。顾深父所相与者，诚不在于书之疏数。然向往之心，非书则无以自解，而乖谬若此，不能不然也。不审幸见察否？
比得介甫书，知数到京师，比已还亳，即日不审动止如何？计太夫人在颍，子直代归，与诸令弟应举，皆在京师，各万福。巩此侍亲幸无恙。宣和日得书，四弟应举，今亦在京师。去年第二妹嫁王补之者，不幸疾不起。以二女甥之失其所依，而补之欲继旧好，遂以第七妹归之，此月初亦已成姻。巩质薄，去朋友远且久，其过失日积，而思虑日昏，其不免于小人之归者，将若之何？在官折节于奔走，悉力于米盐之末务，此固任小者之常，无不自安之意。顾初至时，遇在势者横逆，又议法数不合，常恐不免于构陷。方其险阻艰难之时，常欲求脱去，而卒无由。今于势者已更，幸自免于悔咎。而巩至此，亦已二年矣。
比承谕及介甫所作王令志文，以为扬子不过，恐不然也。
夫学者，其心笃于仁，其视听言动由于礼，则无常产而有常心，乃所履之一事耳。何则？使其心笃于仁，其视听言动由于礼，然而无常产也，则其于亲也，生事之以礼，故啜菽饮水之养，与养以天下一也；死葬之以礼，故敛手足形旋葬之葬，与葬以天下一也。而况于身乎？况于妻子乎？然其心笃于仁，其视听言动由于礼者，非尽于此也。故曰乃所履之一事耳。而孟子亦以谓无常产而有常心者，唯士为然，则为圣贤者不止于然也。介甫又谓士诚有常心，以操群圣人之说而力行之，此孔孟以下，所以有功于世也。
夫学者，苟不能其心笃于仁，其视听言动由于礼，则必不能不失其常心，此后之学者之患也。苟能其心笃于仁，其视听言动由于礼，则必不失其常心，且既已皆中于礼矣，而复操何说而力行之哉？此学者治心修身，本末先后自然之理也。所以始乎为士，而终乎为圣人也。颜子三月不违仁，盖谓此也。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盖乐此也。
凡介甫之所言，似不与孔子之所言者合，故曰以为扬子不过，恐不然也。此吾徒所学之要义，以相去远，故略及之，不审以为如何？其他未及子细。剧寒自重，书至幸报答。不宣。巩再拜。
【答王深父论扬雄书】
蒙疏示巩，谓扬雄处王莽之际，合于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谓纣为继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与雄不同。又谓《美新》之文，恐箕子不为也。又谓雄非有求于莽，特于义命有所未尽。巩思之恐皆不然。
方纣之乱，微子、箕子、比干三子者，盖皆谏而不从，则相与谋，以谓去之可也，任其难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献于先生，不必同也。此见于《书》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难，乃人臣不易之大义，非同姓独然者也。于是微子去之，比干谏而死，箕子谏而不从，至辱于囚奴。夫任其难者，箕子之志也，其谏而不从，至辱于囚奴，盖尽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谓各以其所守自献于先王，不必同也。当其辱于囚奴而就之，乃所谓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怀禄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囚奴而就之，非无耻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内难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见于《书》、《易》、《论语》，其说不同，而其终始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际，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于仕莽而就之，固所谓明夷也。然雄之言著于书，行著于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怀禄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仕莽而就之，非无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谓与箕子合。吾之所谓与箕子合者如此，非谓合其事纣之初也。
至于《美新》之文，则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则乡里自好者不为也，况若雄者乎？且较其轻重，辱于仕莽为重矣。雄不得已而已，则于其轻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于囚奴而就之，则于《美新》，安知其不为？而为之亦岂有累哉？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顾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于南子，非所欲见也；于阳虎，非所欲敬也。见所不见，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谓诎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则非雄所以自见者欤？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二者皆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见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则雄于义命，岂有不尽哉？又云：介甫以谓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夷甫以谓无不可者，圣人微妙之处，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圣人，强学力行，而于义命有所未尽，故于仕莽之际，不能无差。又谓以《美新》考之，则投阁之事，不可谓之无也。夫孔子所谓无不可者，则孟子所谓圣之时也。而孟子历叙伯夷以降，终曰乃所愿则学孔子。雄亦为《太玄赋》，称夷齐之徒，而亦曰：“我异于是，执太玄兮。荡然肆志，不拘挛兮。”以二子之志，足以自知而任己者如此，则无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学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则宜有可有不可，以学孔子之无可无不可，然后为善学孔子。此言有以寤学者，然不得施于雄也。前世之传者，以谓伊尹以割烹要汤，孔子主痈疽瘠环，孟子皆断以为非伊尹、孔子之事。盖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观雄之所自立，故介甫以谓世传其投阁者妄，岂不亦犹孟子之意哉！
巩自度学每有所进，则于雄书每有所得。介甫亦以为然。则雄之言，不几于测之而愈深、穷之而愈远者乎？故于雄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况若雄处莽之际，考之于经而不缪，质之于圣人而无疑，固不待议论而后明者也。为告夷甫，或以为未尽，愿更疏示。
【与王向书】
巩启：比得吕南公，爱其文。南公数称吾子，然恨未相见。及至南丰，又得黄曦，复爱其文。而吾子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