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我父亲意识到了吗？我奇怪地想。他是一个极其乐观的人，骨子里是一个迷信的赌徒，赌博是否认现实的一种手段。他把一切寄托于《圣经》，曾经通读过全书，每天晚上他都一字一句地刻苦阅读，直到睡着后书从手中落地为止。他看不懂，也没有乐趣，但他坚信《圣经》是保护他的护身符。他手心痒痒时便往上面吐唾沫，然后在裤子上擦掉，因为那是来钱的象征。咖啡冒泡时，如果能在它们破灭前将其喝到嘴里，便会发财，一个泡一块钱。他开车时会绕行好几英里，目的是为了躲避一只黑猫。对他来说，这些绝不是无稽之谈。在内心深处，他一定认为我的失明肯定会被他众多的好运所征服。有时周末他会突然失踪，那是他去了墨西哥北部的提华纳。
我的母亲比较理智，但多愁善感，哪怕谈起受伤的动物都会潸然落泪。她很难接受我要失明的事实，恐怕到她去世时都是如此。1963年，她死于癌症，当时我的视力已经下降到极其可怕的程度。
我的弟弟妹妹是一对双胞胎，比我小八岁。他们十来岁时我离家去了莱德维尔。迪克生性自由，积极向上，但多少继承了母亲的一些性格。记得还是孩子的时候，他面对一只行将死去的小虫子而失声痛哭。帕蒂不太喜欢上学而愿意同男孩子玩耍，并且很讨人喜欢。在我看来，帕蒂和迪克相处得非常好。突然，他们唯一的兄长生了病，失去了雄伟的体魄，让父母不断操心，他们必须多费口舌地向朋友阐述哥哥的病情。这主要是关节炎造成畸形的缘故。我时常认为，我的失明对他们来说过于遥远和难于想象。现在我知道，至少对妹妹来说，我的视力好转是她多年来面对所有星星和生日蜡烛时许下的心愿。
我母亲的姐姐凯瑟琳姨妈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都叫她阿姨。她对孩子特别亲近，尤其在照看弟弟妹妹方面。当关节炎使我卧床不起时，她奋力帮我驱赶病魔。她用药水为我擦洗膝盖和双肘。她将葡萄煮上好几个小时，然后榨出汁液来喂我。蜜蜂蜇嘴疗法由她安排；她把油放在大锅里烧热为我浸泡关节。眼睛出现并发症后，她坚持为我热敷。她为我竭尽全力，我深信她自始至终认为我的眼疾可以治愈。
无论何时，我对厄运的来临总是默然接受的。因为，一个人如果认定自己是和平主义者，那他还能战斗多久？一系列的痛苦治疗已经证明毫无效果。“圣雄”甘地、亨利梭罗或托马斯默顿在什么情况下会坦然接受一切？难道我的日程上还有什么其他安排，是写一首诗描写鲜血染红了月亮、是起草和平条约、还是筹建民族团体呢？
也许，采取不抵抗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为什么要崇拜脾气暴躁的盲人作家埃莉诺克拉克？她在愤怒（“去吧，去毒蛇那里吧，我讨厌你”）和痛苦（“我暗暗地叫喊不，不！并且堵上耳朵，或者说充耳不闻”）之间徘徊。她说，给我“良好、健康的体魄去悲哀和绝望吧。”
我连诉说这种悲哀和绝望的勇气都没有，它使我更像一个毫无英雄气概、一个必须穿绿袜子的普通人。这正是我在莱德维尔的感受，一个虚度年华、无所事事，和穿制服的男人一起乘火车旅游的人。
关节的疼痛开始折磨我，白血球的数目没有任何增加。似乎到了应该立刻离开的莱德维尔干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了。尽管视力在不知不觉地下降，但还够用。我慢慢地摆脱掉丹佛咒语的笼罩，把路易和他的同事连同鲍威尔太太一起抛到九霄云外。趁还能看得见走得动的时候，我回到学校，学习完历史专业，并被推选进ΦΒΚ联谊会1。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和雪莉结成伉俪，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子，从未让我穿绿袜子，她以我本来的面目接受了我。我们结婚时，右眼裸眼视力为20/100，左眼更弱，只有20/200。我的校正视力是20/50和20/100，但已足够让我看清卷曲在雪莉脖颈周围的又长又直的金发，它们掩盖了雪莉的坚强性格。她让我保证不再说那些为她好一类的话。她那双热情的蓝眼睛告诉我，她完全清楚嫁给一个有我这样的膝盖和眼睛的男人的风险，但决不后悔。我想，她从我的眼中也看出了同样的执着。
我们一起冒着各种风险，激烈程度超过了在史福威杂货店里工作的任何行为。第一个大的冒险行动是：先大学毕业，后进发耶鲁。纽黑文冬天的严酷程度和莱德维尔相比毫不逊色。要在历史系毕业对任何健康的视网膜都是一种挑战，而对一个将要学习盲文的人来说无异于一种疯狂的举动。但雪莉对此坚定不移。她到温切斯特武器制造工厂做了第一个女招待。（后来她偶然看到了当时面试的表格，表格的上方用铅笔标着“金发女郎＋”的评语。）我们在一个波兰犹太寡妇的楼上租了间房。房东喜欢吃胡萝卜炖鸡，经常把大碗的鸡汤端给我们。我们能够坚持到最后，也许和她的馈赠使我们免遭饥馁不无关系。
取得博士学位后，我们回到了加利福尼亚。首先我得到了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馆员的资格，后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河畔校园新创办的文学院里任教。那时是1954年，距离我被宣判失明后大约12年。那段时间，一切都很顺利。我尽量使自己相信丹佛医生的残酷判决是误诊。虽然葡萄膜炎一直在我的眼睛里面安营扎寨，但我尚能忍受它所造成的麻烦。我在医生的候诊室里等待过无数时间，没有任何任何一家像莱德维尔斯特朗大夫的诊室那样昏暗和布满灰尘。可我必须承认，鲜艳的地毯和讲究的装饰没有使我感到轻松，频繁的就医常常唤起我埋藏在心底的忧虑。那些年，为是防止瞳孔缩小，防止里面的沉积物永远将瞳孔封闭，我必须每天两次往眼里滴阿脱品、澳洲毒茄碱、东茛菪碱或新辛内弗林。当可的松作为一种神奇的药物出现之后，为了消炎，我每天都往眼睛里面上可的松眼药膏或眼药水。除此之外，那几年还使用过其他药膏药水。看病和药物治疗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我从来没和外人提起过，即使是很了解我的熟人也是如此。这些对我来说和每天刷牙一样平常。
多年来主要给我看病的是埃玛穆勒大夫。她是一位要求严格，说话严谨的德国眼科医师，诊所在丰塔兰。每隔几个月我去她那里诊治一次。在漫长的等待和视力检查之后，我熟练地坐到在那个既像老式牙科座椅，又像执行死刑的电椅的座位上，我知道什么时候对着裂隙灯抬起下额和抬高到什么程度。穆勒大夫打开令人眩目的强光，它越来越亮，像摄影灯一样直射我的眼球深处。我第一次去她那里看病时，她和我以前遇到的其他大夫一样，用手指在我的眼球上像按键盘一样交替地检查眼压。后来出技术有了发展，她让我躺在床上，先往眼睛里滴一滴药水（可能是麻醉剂），然后把一个老式的色谱仪放在眼球上。它看上去像一个微型天平，小指针来回摆动显示着眼压的读数。
然后，她在我的病历上写上几行字并且转过身来对我说：“海因先生，我发现变化不大。和以前一样上药，三个月之后再来找我。”
50年代后期，她告诉我眼中开始出现白内障，无法断定其生长速度，她将密切注视病情的发展。可的松很可能是造成白内障的原因，但当时认为可的松能治疗葡萄膜炎，况且葡萄膜炎本身也能导致白内障，因此治疗和往常一样进行。1967年，我结束了历史系主任的五年任期。从那时起到1970年，白内障像野草一样在一个潮湿的夏季疯狂地生长起来。
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我进入了艾伯特瓦伊达所谓的“云雾时代”，他在伦敦失明时和我一样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在那段时间里，每当我从光线明亮的地方到了暗处，眼前便会出现漂浮的烟云，原来缓慢移动的黑块儿此时疯狂地在眼前飞舞。
我使用过各种各样的视力增强工具，圆形或方形的手持眼镜、微型望远镜、架在书上的阅览器和带照明灯的放大镜。用盲人作家克拉克的话说，它们是“从床头或电话机旁向上斜视的大鱼眼睛”，“像儿童玩具一样塞满了抽屉”。
“后来我一听‘爱滋病’这个词，便会错误地联想起这些助视工具。”这是她的原话，绝非杜撰。
我开始用触摸笔写字，字母越写越大。我的备课讲义用黑体字书写，最后字迹大得每张纸只有六行。眼中的云翳变得越来越重。
你也许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