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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胡尔既热衷于想象，又能在彩色的梦境中自得其乐。他把梦作为逃避失明的所在，与忘记过去异曲同工。“每当我醒来之后，”他写道，“我又成为了盲人”。很明显，梦中的色彩因人而异。对于我来说，彩色的梦和艳丽的场景只是在我重见光明之后才与我结下了缘份。
至于那些动画形象，所有研究盲人复明心理学的有关文献均提到了这一奇景。HS说，他“好像做梦一样，眼前的一切以前全部看到过。”瓦尔沃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新视觉体验的幻觉性再现”。其他心理学家认为幻觉分三种不同形式：有火花状的简单式幻觉、有方形或圆形的几何式幻觉，以及结构化的人物式幻觉。手术后的不同阶段，我分别体验了所有这些幻觉。瓦尔沃得出结论说：它们代表了“盲人脑海里积累的形象，在丧失视觉多年以后重新展现出来。”
早上，姨妈和帕蒂开车到来。她们有意穿上色彩艳丽的衣服，帕蒂穿红、姨妈着绿。姨妈的精神好极了，手里虽然拿着拐杖，但基本不用。帕蒂看上去更加成熟，面颊和我的记忆中相比丰满了许多。再次看到她的笑容和她抬头的样子使我感到非常愉快。我陪着他们在房间里四处观看，告诉她们最近的各种发现。几年前，姨妈为我们做了一个小尖枕头，为我们织了几条围巾。当我们搬入这所房子之后，她送来了景泰兰台灯。圣诞节时，帕蒂为我们缝制了一个小布袋。午饭后她们离开时，看着帕蒂·诺娜说：“我喜欢你，你很率。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是吗？”
今天令我意想不到新发现：洗碗机中的旋转泡沫和迅速排出的水流；往杯子里倒咖啡时不用再将一个手指放在杯口以防溢出；从达尔芒安得（我们的女婿）的像片中发现他长得很老并且留着一把大胡子；菲比很年轻，姿势很独特；《美国新闻》杂志的封面五彩缤纷（过去是暗黄色的）；用扫帚扫地时能够随心所欲；可以用羹匙取出葡萄珠；抹黄油时想要多少就抹多少；知道了食品在盘子里的位置。那种“前方是青豆，左边是土豆”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十五年来，有多少次由于叉子叉错了地方误食了很多黄油，而我只能装做若无其事而已。
日记中的这些记载使我想起了胡尔有关视觉形象与欲望的论述：饥饿让人很快想到食物；看到食品很快便会感到饥饿。盲人如果都像胡尔这样，他们就会对吃饭感到厌倦，对食品丧失兴趣。以上有关黄油和葡萄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对吃重新发生了兴趣，视觉与欲望之间重新建立了关系。
4月11日，星期二。帕蒂·诺娜和我们告别，家中只剩下我和雪莉二人。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重新适应。我发现每逢我遇到障碍时，雪莉总是情不自禁地向我伸出手。她伸出手，看到我肯定没问题时再让我自己处理。我还注意到有一次她不但把一幅画递到我手里，而且还为我讲解。
失明期间，我经常在心里默默地背诵诗歌。和光线与色彩一样，这是保留过去的方法之一。手术后的最初几天我失眠了。有一天夜里，《驶向拜占廷》突然闯入了我的脑海。然而，它慢慢地变成了另外一诗。几天后，我把改写的结果呈献给基利恩医生。
亲爱的基利恩大夫，
我想您一定喜欢杰出的爱尔兰诗人威廉B。叶芝的诗吧？如果如此，您也许会记得下面的诗句：
一旦我超脱了自然，我再也不要
从任何自然物取得体形，
而是要古希腊时代金匠所铸造
镀金或锻金那样的体型，
使那个昏昏欲睡的皇帝清醒；
或把我放在那金枝上唱吟，
歌唱那过去和未来或者当今
唱给拜占廷的老爷太太们听。
昨天夜里，难以入睡。我改写了以上的诗句并将其献给您。
归航（写于人工晶体移植之后）
待我死时，我希望不要
携带任何自然之物或血肉之形，
而要眼科医生用磨光珐琅所造
人工晶体义睛
使沉睡的虹膜清醒；
或在颤动的眼睑下嵌定，
令所有不见天光的盲妹盲兄
来日重建光明。
顺致深深的谢意。
罗伯特·海恩
第七章 回到往日的世界
双目健全者也许对我的大惊小怪感到难以理解。我只有一只眼睛，而且视力还不如我和雪莉结婚时的情景。手术一周之后，视力尽管大有好转，但也仅仅达到20/100的水平，过去的视力为20/400。现在，我无法开车，无法阅读报纸。夜晚的视力更加不堪，头上的灯光出现双影，好像有两盏相距很远的灯同时发光，到了很近的地方，它们才合二为一。然而，我在日记中十分快乐地记录下所有这一切。要过多久我才能认识到我无法征服明眼人的世界呢？也许，我永远不会如此。
4月1日。早上，雪莉开车送我去校园。拐出宾夕法尼亚大街，一片翠绿街道映入眼底。我的心情愉快极了。便道上那些记忆中的小树已然长得枝繁叶茂。天上没有阳光，柔和的光线更容易唤起我过去的记忆。一切十分协调，没有耀眼的反差，绿色的林荫道与图书馆的拱门浑然一体。
雪莉把我送到办公楼前，我一个人走了进去。门上的字母显得十分生动，那个“拉”字看得一清二楚，像一颗的明亮的宝石。楼梯上打着蜡，光亮照人，然而我却能在学生与陌生人之间自由行走。我走进电梯，电梯的四壁也闪闪发光。
在历史系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克莱尔那张黑色的笑脸，然后是康妮漂亮的金发。我们彼此拥抱在一起，我心情激动，声音断断续续说不出太多的话。会客室正中摆放的桌子看上去比我过去围着它感觉出的尺寸要小。我看到了热水器并且走上前自己泡上了茶。过去，我只能等待别人代劳，生怕被开水烫伤。
我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奥利弗·约翰逊站在大厅外面。我注意到他的脸上已然出现了皱纹，但没有告诉他我的发现。他陪我第一次走进我的办公室，好像加百列1来到了天国之门一样。墙上印第安招贴画和内瓦霍挂毯的柔和的深褐色逐渐透过记忆浮现在我的眼前。很多小事令我惊讶。罗伊斯的《加利福尼亚》（很多读者都对我提到它）摆放我的办公桌上的一角，封面上赫然画着查尔斯弗里蒙特的画像，以前没人告诉过我出版社以他的画像为封面。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那台说话电脑上连接着的打印机不是想象中的黑色，而是白色的，磁盘驱动器也比想象中的大两倍。
在我恢复视力后的最初几周，不仅是物体颜色和图案，而且它们的大小和比例都一次次地使我惊讶。我已经注意到公路的宽窄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如今会客室里的桌子和磁盘驱动器的尺寸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我所熟悉的房间在大小上总与我的想象不同。门的宽度尚属意料之内，但高度却太低了，几乎必须弯腰才行。以前失明时，门的高度与宽度一类的比例问题对我关系不大，因此逐渐遗忘。
对盲人复明后的心理现象进行研究时，物体尺寸的混乱是一种常见的问题。盲人的空间意识与明眼人完全不同，它取决于手臂的伸展和导盲杆的长度。视力恢复后，物体与明眼人的世界融为一体，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只有通过多次观察后方能确定。这个道理好比一个人无法在一天之内学会一门外语一样。
我和主讲加利福尼亚历史的多恩·黑德利一起向1102教室走去，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仪表堂堂2。电梯外面，我习惯地拉住他的手臂，然后又放开手，自己从中间打开的门走进了电梯。我手里拿着那根扎着蓝色缎带的导盲杆，或许是对它有点儿依依不舍，或许是我认为它可能还用得着。尽管需要慢慢建立信心，但无论如何这是我最后一次使用它了。我在你来我往的人流中寻找着自己的道路，心中感到一阵狂喜。
我走进教室，五十多个学生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我能看见他们所有人的脸，一排一排地面对着我。教室里灯光明亮。我平静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我只说了一句：“你们决没想到你们长得这么漂亮。”因为除此之外，我再找不出恰当的词语表达我当时激动的心情了。平静之后，我开始讲课，这节课的内容好在是一般性介绍，不需要进行大量复杂的幻灯演示和精神高度集中。
我和哈里·劳顿（他可比以前发福多了！）一起走回办公室，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