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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又满怀艺术家的性情与天真。
正是我喜欢的。
一个大光头上打着余秋雨的名字，好玩吧（1）
我知道有人不喜欢他这样。有回在校园里遇见另一位老教授，他就向我批评起余秋雨，责怪余秋雨在自己的文章里给一位年轻的、现时段的剧作者的作品给予了过高的评价。
“这样很不慎重，余秋雨不能随便给这样的一个作品下定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教授，是名人，他的话是会有后果的，他怎么能这么随便！”
我朝那位教授傻笑，我其实还是蛮尊敬他的，只是想问题和说话的方式差距太大，只好以傻笑为武器，免作停留。
其实最欣赏的就是余秋雨的亲和、率性，干嘛要假装一副教授、名人的样子，满脸慎重？太奇怪了。
其实上戏的老师与别的正统院校的老师相比，就已经够亲切可爱的了，他们可以和学生称兄道弟，有的讲课时也会跳到讲台或窗台上去，若再加上思想与观念真正现代化，上戏的俊男美女及我这样的次次美女们，没有不欢迎、不服气的。
他上课没有那么多的讲义，台子上只放着个笔记本，似乎也很少打开。坐在一张椅子里，也没有水杯什么的，不紧不慢地、语调平缓地聊着。
中途休息，男生总是把他围住，探讨。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探讨什么，我几乎没有与他探讨过学术问题。我喜欢安静地听，被他的方式、说法触动，安静地在心里想，思考。他的话，只是转动和打开的钥匙。他们谈得似乎挺投入。男人们喜欢讨论问题，争论问题，男生都惟恐自己看上去像没思想，没脑子，他们更喜欢在他面前不住地表达和表现。女生们喜欢用自己的感知去接近他的体系。
他授课的时候，经常会有“全方位”“立体”“宏大”“放射状”“裹挟”“喷发”这样一些充满力度和动作感的词汇，在课堂的环境里，成为推动我思维全面打开的夯号，让我的脑子海阔天空、无所不为。回到宿舍，我们又更愿把这些词汇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闺房言谈，经常把它们用得妙趣横生。比起男生，我们女生活学活用，更像是余秋雨的“嫡系部队”。
那时除了听课，在上戏的小院儿见到余老师，他都是随意地穿条牛仔裤，手里拿着饭盆，走在学生堆里，去食堂打饭。
哪个系的学生都爱与他拉上话，攀上点关系，也包括毕业后在外面搞电视时真的假的都打上“艺术顾问余秋雨”。
上戏的学生在外头搞电视剧，应该是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时经常看到和听到一部什么什么电视是余秋雨做的艺术顾问，一个什么什么电视演员的写真集是余秋雨写的序，有次问起他，他哈哈笑，言语中从未流露过追究，只告诉我这样的事太多了，肯定比你听说的、知道的多。有次还开心地说起有人告诉他，他的名字正好打在屏幕的一个大光头上，很好玩的。
那出电视我还真看到过，导演正是上戏的，我还认识。
你想想，一个大光头上打着余秋雨的名字，好玩吧。别人告诉我的时候，我自己都笑了。他说。
是的，那都是自己的学生，除了打着幌子想多争取点观众，提高一下收视率，他们没有恶意。他知道他们至少还在老老实实做着一件具体的事情，还没有沦为那种无聊又无行的中式文人或掮客。
我还听说一位分至北京的表演系女生，找到余老师在北京的驻地，大谈她要在北京开家妓院做妈咪的雄心壮志。可惜跟我说这事儿的人没有打听到余秋雨的反应，我也只是想，亏了他能有耐心听如此生猛的女学生神侃。也难怪，凡是上戏毕业的，都爱说自己是余秋雨的学生。学生太多，他又总是一视同仁，也难免会有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的时候。
我那时和现在差不多懵懂，凡事不打听，对别人背后的那些事情没有太多兴趣，即便是对自己尊敬或者关注的人，也只是听凭自然去感觉去了解，想不起来要去打问点什么。很多事情都是全世界都知道了，我才听说。这样的脾气往好里说，是好相处，不多事儿；往坏里说，是生性漠然，待人缺乏热情。
对于我们天天挂在嘴边上的“秋雨兄”，我也一样以自己一贯的“处世”态度对待，从不主动去打听他的生活和家庭。但有些传说或是细节，一旦听到又有了感觉，会很难忘记。
毕业后有同学跟我说，在上戏读书时，有一年春节余老师独自一人在沪过年，冷冷清清。按照惯例，大年初一一定会有拜年的学生不断上门来，但那次他怕他们问及当时的师母，他不想他们察觉到他那时家庭生活中的孤寂与真实，竟悄然出走，躲到没人知道的乡下去“避年”。
听过就没忘了。
甚至在很多年后我自己也遭遇过这样的“年”：突然之间人为制造出来的过年气氛，会把你的孤独放大到一个极限，那种寂寥，还稍带点强撑着的面子，脆弱得不能被外人稍稍碰及。甚至都不敢接电话，任何一声问候都会让我全线崩溃，嚎啕大哭。
这样的经历，过后总让人愈发地坚强、强大。也让我懂得，再坚强、再热闹的生命，都有它软弱、清冷的时刻。这样，便什么也不用太在意，什么也都会过去，在自己一切顺畅如鱼得水之时，不至于面对别人的失落、低沉而得意忘形；在自己倒霉潦倒之时，也不至于在别人的得意、辉煌面前自惭形秽，大家只是刚好所处的时段不一样罢了，没关系的。
一个大光头上打着余秋雨的名字，好玩吧（2）
这样一来，往好里说，有点像某些古人那样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往坏里说呢，也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后来也是在北京，从上戏来北京的表演系同学告诉我，余秋雨老师快要结婚了。我懵懵懂懂问，结婚呀，跟谁结婚呀。那时才知道，原来是和马兰结婚。
刚开始还有点怕给余老师家打电话，害怕马兰接电话，主要是不知道怎么称呼。后来听余老师一口一个马兰，也就在电话里放开了直呼马兰了。
后来也是在学生和老师成为真正的好朋友后，才有可能谈及各自的家庭与爱情生活，他也像我们所有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的饮食男女一样，不思悔改，注定要在两性关系里沉浮起落，有苦闷，也有欣喜。只是偶尔谈起过去，我会用我的方式笑他，我说哎呀你以前怎么那么土啊。他说是土，以前的人都那么土的啊。
这个时候又会让我想起刚到北京时给他写信描述自己的生活，他说的他羡慕我们的年轻。心想谢天谢地幸好自己不是他那一代人，要不现在一觉醒了多替自己难过和可惜。
现在聊天，谈起各自的情感生活，他会说，两人之间年龄的差异有时反倒会给双方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我总是同意得小头乱点，愉快极了。即使是在这件事上，我这个徒弟也是步其后尘，无意中又成了他的模仿者。
第一次看到我的笔名“哈马忻都”，他奇怪我干嘛叫这么个名字。我嘻嘻笑，不好意思原原本本告诉他。那时正是“黄爱东西”这样的名字盛行，又听说一些所谓时髦的上海人广东人，也兴把孩子的名字凑成四个字。那时我要用自己的这个笔名发表小说，杂志的总编就明显表示反感，说不行，人家还以为我们开始发外国人的小说呢。我心里叫苦，都是凑巧，自己和流行、赶时髦根本不是一回事的。但依了自己的性子，一下子又不想特意去解释什么，说明什么。管它呢。
好多年后，我在余秋雨的《千年一叹》里读出他对伊朗的历史和自然还挺有感觉，对波斯人在古代中国的“工作与生活”还津津乐道的，便一下子就又愉快起来，躲在写给他的信里开玩笑，问他是不是觉得我身上也有那么一点点“异族”痕迹。我说我的祖先就来自波斯，娶了一位蒙古女子，我从老家家谱上拣来这第一个名字“哈马忻都”，觉得好玩，就做了笔名。但事实上我对这四个字的真实意义一直糊里糊涂，不知所以然，别人问起，也总有点不太好意思。有一阵子我一遇到蒙元那段历史，就想考古，想弄清楚自己家族的来龙去脉。
就这么一说，没想到他不仅挺当回事，还特别有兴趣，在电话里兴高采烈，还带着些许的天真与冲动，起劲地鼓动我，要我一定要写篇文章，写自己对那个拣来他名字的祖先的想象、猜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做过些什么？相隔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