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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标准。有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但再读下去又立即失望。到后来，我干脆放弃寻找论辩对手的企图，心想，为了不发一言，连读者也对他们的诽谤迷惑起来，这多不好！那么，不妨降格以求，找一个稍懂点法律的对手在法庭上论辩几句也好，不管他属于什么语言等级。”
他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3）
“我太失望了。我怎么就找不到一个稍稍像样一点的论辩对象和诉讼对象呢？此中情景就好像：一群人围着我伸胳膊蹬腿地叫嚷好些日子了，我正不耐烦，转身刚摆出一个出拳的架势，谁知那个嗓门喊得最高的老兄立即逃奔到一个根本无法藏身的帘子后面哇哇大叫。我不得不长叹一声，当然也不想立即收拳，但心中的落寞，无以言表。”
打官司本是件很严肃、很烦人的事情，可我看到他这样的话语就觉得好玩，就想笑，那
种笑着笑着慢慢就难过、绝望起来的过程，简直被他掌控得如丝如扣。这还不是黑色幽默！即便是一场官司，也难弃他自身的天赋与才气。
所以用“此心落寞”来做这样一次访谈的标题，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不知为什么，我有时会突然感到他像塞万提斯笔下的绅士“骑士”堂吉诃德。我知道我这样子想他，他一定哭笑不得，但他总那样兴冲冲的、总不轻言绝望与放弃的姿势，尤其是总忍不住要流露他对本土的历史与人文的好感、信念，却又总是被一些象征这个国家文化事业的人们的攻击最多，受伤害最深，有时真没法不让我这样想。
他自己，则更愿被当作“铁汉子”，对香港报刊称他为“铁汉子”“心里有点暗喜”，因为“他们看出了我斯文外表下的刚毅”。
当然，我心里也还是很明白，他的“中华大文明、大文化”的定位与取向，是他理性与感性结合的结果，他所以成为有无数拥趸的作家、学者，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游记作者，也是因为他紧紧地把自己依附于中华文明这条血脉之上的结果。
这是2003年4月底，我躲在这个旧家写这本书的尾声时，全北京人在大战“非典”。晚上回新家吃晚饭，妈妈说你的导师打电话来，叫你这段时间小心些，不要再到处乱跑，要注意身体。
再打电话，他并不在深圳。五一假期，又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这段时间好清静，再没有接不完的电话，应答不完的邀请，他也在写东西，写他父亲，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他的助手说他又在“挑灯夜战”。
非典让我们一下子多出来许多的时间，有人读书有人写作。他问我在干嘛，我不好意思地说自己也正在写作。他鼓励我，好，瘟疫正是产生名著的时候，还记得《十日谈》吗，正是一帮人为逃避瘟疫躲在花园里编的一百个小故事，多好，世界名著。
我记得他说过要写他的家乡写他的亲人们，他已经开始了。他也许又要给他的读者带来新的惊喜。
与“××”共舞（1）
夏天，“非典”结束，一切又都恢复了以往，外面又闹哄哄地开始有各种活动，市场也好像又搞得热热闹闹了。街上、路上的人，也一下满当当的。总想到“倾巢出动”这个词。
先是有人跑来告诉我，说有人说你老师余秋雨在深圳有别墅啊，是别人送的。我说胡说，我去过他深圳的家，我还不知道。后来又听到一些关于这件事情打官司的细节，尤其听到一审判决在查明余老师并没有收取别墅的情况下，依旧判的余老师输，原因据说一是“商业
社会收取别墅是正常的，无所谓”，二是“这样的造谣并没有影响余秋雨，他的书照样卖得很好”。
这是余老师第一次“打输”官司，虽然还只是一审，但我还是有些替他着急。这个官司是在北京打的，我弄不明白人们是怎么想的，也许商业社会收取别墅确实是正常的，但却不能忽略人家是不是真的收取了别墅这一事实啊！还有第二种说法，认为造谣并没有影响余秋雨的生活——如果在这里换一个比喻也许就一清二楚了，这就好比说有人偷了李嘉诚的钱，却声称并没有因此而影响李的生活，就不算偷了，就偷得有理了！这肯定是不通的。
我给余老师打电话，说我才知道别墅官司的事，是朋友看到报道告诉我的，怎么，你没有生气吧。余老师当然说我没有生气，我不生气，我正在准备上诉。
我从电话里感受到，他还是那样地达观，信心百倍。又要打官司，我在心里想，但愿真的像他上次说的那样，这些事情并不会影响他的写作和生活，他不会让自己成天陷于其中的。
上班的时候，又有人把一张报纸递到我眼前，让我看。我望了一眼，一整版，上面有一张人脸，一些文字，是说有人挑了一百多处余秋雨文章中的“错误”，并为此写了一本长达二十几万字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我把报纸推向一边，很淡地说我对这个不感兴趣的。
因为自己一向就对那种吹毛求“屁”的东西提不起兴致，更对别人打着余秋雨的名字搞炒作有反感，所以拒看了那篇报道，对边上的人提到的那本相关的书，更表示要拒看。在我的眼里，这都是些与自己的观念、方式相去甚远的“土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完全只是听凭自己的第一反应，淡然处之。
后来才知道，事情并非我以为的那么简单和单纯。我低估了大陆多数媒体所谓“颠覆名人”的心理与能量，也忽略了受众对余秋雨这么一位名人、大家的浓烈兴趣。更没想到这件事情的覆盖面会有那么广。
我从一位长期在北京工作的上海人高滨先生的《为上海感到难过》一文中，了解到当时的情况：
“前些天回上海探亲，亲眼目睹了这种机制性弊病的实际运作方式。当时，上海的两家报纸正在大规模地‘开涮’余秋雨先生，也就是被《中关村》杂志评为上海目前有全国影响的仅有的几个文化人中的第一人。‘开涮’的方式非常‘上海化’，有精巧设计有新闻效应，有经济效益。
“先是《咬文嚼字》杂志的编辑金文明先生宣布不满意余秋雨先生发表的反盗版宣言，更不满意余秋雨先生的秘书拒收《咬文嚼字》的赠送，便在上海报纸上发表《我为什么咬余秋雨》的整版谈话，说是找出了余秋雨先生书籍中的一百多处的所谓‘文史差错’，并且宣布已经为此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石破天惊逗秋雨》。
“初一看这是一个‘学术争议’，其实不然。如果是‘学术争议’，为什么大规模地交给市民报纸，就像文革中的广场大批判操作？如果是‘文史差错’，哪怕是真有，又哪里谈得上全社会的‘石破天惊’？毫无疑问这是要利用上海小市民的围观起哄心理，用一种消解有资格的评判机制的手法，制造一个低劣的‘文化新闻’。他们预计到余秋雨先生必然会本着‘对产品质量负责’的态度对读者有一个声明性解释，这又被快速组接成了‘两人争论’。争论需要有‘调解人’，上海报纸推出来的恰恰是《咬文嚼字》的主编郝铭鉴先生，他的‘调解’面带笑容，称兄道弟，但用词用语又远比金文明厉害。当主要当事人冒充了调解人和审判者，只能是这个结果。他‘调解’一完，有关报纸可能收到太多读者的反映，立即停止讨论，于是，上海的结论就做在《咬文嚼字》的那个主编身上了。这整个过程，明显有一种故意炒作的‘私设公堂’性质。
“余秋雨先生作为名扬全球华文文化界的作家学者，突然‘后院失火’，当然成为一条重大新闻。据我所知，全国绝大多媒体都报道了，全球绝大多数华文媒体也都报道了，但采用的都是上海报刊的结论。由于如此大规模的操作，金文明的那本《石破天惊逗秋雨》的书因余秋雨的名字而十分畅销，登上了《亚洲周刊》排行榜，金文明先生顷刻之间成了富翁。这个结果也是纯‘上海化’的。”
原来如“比”！这让我这个早对上海人就有成见的人更加地不屑。这位高滨先生作为在北京工作的上海人，身怀双重身份，是上海人的“他者”，也是上海人“自己”，他把上海人看得很清楚，他的文章里更多对自家人所做“不上路”事情的难过，是在为上海这个城市难过和痛心。
其实在上海的文化界，理解和认同余秋雨的人还是大有人在。不久前就看到上海复旦大学周洪林教授的一篇文章《文化人的人文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