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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思考和写作，成为“旁观者”（2）
这时他又像个远远的目标立在我的视界内，这样现实和具体。算一算，自己已经昏睡了十几年了。
我们四个人喝了不少红酒，余老师才发觉小娟的酒量可以，越发高兴，不停地干杯。太久没见面，我东拉西扯，尽说些和要拍的片子无关的闲话，都夜里两三点钟了，也无意扯到正事儿上来，急得同行的人乱给我递眼色。
最后我有些不情愿，说余老师，制片人跟我们搞深圳速度，时间算得特别死，我们明天就要飞去西安看兵马俑。嘿嘿，这个兵马俑不好搞，剧组专家们的意思，总希望我们突出秦始皇大一统大帝国的伟大，可我们还是想找个什么新的契入点，换个视角进入。嘿嘿，我们想从你这儿掏点东西。
他问我以前去看过兵马俑吗。我说去过呀，上学时我们研究生去敦煌，第一站到的不就是西安嘛。
他说哦，那个时候你可能还看不到，这次你去，你要注意看看展厅后面那些未经剥离的、完全“原始”的兵马俑。兵马俑博物馆的人了不起，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特意在展厅的后面留了一大片完全没有修复的残俑，这和前面那些我们看惯了的手脚齐全的兵马俑，感觉完全不同。它们残缺不全、倒卧在地，完全和身边的黄土融合在一起，你根本已经分不清哪是黄土哪是俑。有一次我陪龙应台去看，她趴在那里都不舍得离开了，她说她恨不能死在那里。你们好好看看，相信会有感觉的。
我听得眼睛一下就贼亮亮起来，又像回到了当年的课堂上，他的几句话就能把我的思路放开。总是这样，他会给你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思路，他很少重复那些已有的现成的成果，总是带给你惊喜。虽然我一时还不能确定从他的话里真正捕捉住那个本质，但我再清楚不过，他的思路，正是在启发我这个学生去看历史的“第一现场”，去体悟历史细节的精微，去亲近和体贴那些历史当中消失久远的生命个体。这又一次与我蒙眬中坚守的想法相暗合，让喝了点小酒的我，愈发兴奋。
真想马上就跳到兵马俑坑前，看看那些残破的兵马俑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觉。
喝完酒，余老师要去结账，我不肯，他非要去。我一着急，就喊，这是吃的公款啊，剧组的钱，不是我的。余老师笑，说马小娟来了，我一定是要请的。我只好说，那我下次在北京请你喝酒。他越发高兴，说好呀 ，喝酒总是很高兴很快活的。
深圳的夜晚，半夜都早过了，酒店里还是吃客一片，人声沸沸。还有几个小时又要分手，爬上飞往西安的航班。我们谈兴未了，都有些遗憾。账都结完了，我们还坐在那说话。余老师喝了不少红酒，脸有点红，他说和朋友来喝酒特别高兴特别轻松，一个人出来吃饭、喝酒不好，总有人注意你，不自在。我心里好笑，这也算是名人的烦恼吧？要是有人认出余秋雨“孤单单”在饭馆里埋头喝酒、吃饭，总归是会有点什么说法的。
临上飞机前再次在电话里向余老师告别，他反复地在电话里说，小娟，你不要停下来，一定要去恋爱，一定要有男朋友，好不好。
我嬉笑着答应他，我一定会的。
见面时间那么短，却还是免不了跟他说点自己的现状。他一点不惊讶，说他早猜到我的生活就要起变化了，在上封信里他就感觉到了。我不信，说我好像在信上没说什么吧，我自己都不知道会是今天这样子的。他只是笑。也许是我那些肆无忌惮的情绪化的句子，让他的预感再一次应验。他并不问我个中细节和具体，好像我做什么都应该是有理由的，是对的。这样的相处让我感觉非常舒服，自然，并且再次接受到了他一贯的宽容与理解。
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说起话来却好像昨天还在一块儿聊过天，真好。
有时会被人追着要我联系余秋雨，索要余秋雨的地址，我一着急就直不咙冬对对方说，我和余老师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根本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是这样的，其实真正碰到一起坐下来聊天，一年也难得有两回，通常都是各自活跃在自己的领域自己的城市，但心里总是不会淡忘了对方，说的话做的事总是有“一伙儿的”感觉。
有次一位制片人哭着喊着要找余秋雨，一天几个电话都快要把我逼疯了。可我根本不愿再去打搅余老师。情面与耐心到了快撑不住时，突然就接到了余老师的电话，简直就像是“送上门”来了。我一听他声音就哇哇乱喊，一个劲在电话里念叨：“恐怖恐怖太恐怖了，怎么会这么巧。”他听清原委，自己也笑，说他其实没什么事，只是很久没联系，新年要来了，跟几个朋友打个电话问候一声。
这些年，因为找余秋雨，还闹过不少笑话。有一回我还挺当回事地问他，找他的人那么多，总不会每一件都像我认定的那样是“不好的事”“麻烦的事”，可我要是把“好事”也给他回绝掉了，总不好，是不是该让那些人都去找金克林。他轻描淡写一笑，一点不觉得有那么严重。他有自己的原则，好与不好，只是要不违背自己做人做事的准则，不与一些无聊的群体与事情有染，要的只是特立独行，不愿有事没事在文坛上成群结队地晃悠。事实上，在那种汇聚了各种文人墨客的聚会与活动中，不可能会有余秋雨的身影，他宁愿去为一所希望小学题字、讲课，也不让自己陷入危险而无为的扎堆文人当中，他说过那是他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极力要摆脱的，不可能再回头。
在深圳思考和写作，成为“旁观者”（3）
过去我对他频频出现在“普通人”视线中的行为不太理解，交谈过几次后我体悟到他是对的，并且和自己的某些原则也是一致的。是因为他的行动和写作背离了通常的那个文人小圈子，所以他才由其中独立出来，才被许多的“普通人”看得见。我现在反倒尤其敬佩他这一点。
他和我一样，也不用手机的。找他实在急了，就把电话打到马兰的手机上。
不知道马兰是比我小一点还是大一点，感觉上她要比我成熟不少，比如通电话，我每次都很不够意思，总是直奔主题，开口就说马兰吗我是马小娟我想找余老师。都不知道问声好。她不是的，每次接到电话都很关心，说马小娟啊好久没有你消息，最近好吗，在干什么。很周到，热情。放下电话我会骂自己，怎么能这样，找余老师是真的，但这样直接太不够意思也不礼貌，总要过渡一下才好。也不知马兰怎么想我。下次一定表现好一点。但下次再通电话，又是老样子，刚想要“欲盖弥彰”绕一下，就要磕巴。马兰总是善解人意，会主动问我找余老师吧。我立刻松口气，说是。
最早还是余老师告诉我马兰的手机号的。
第一次打马兰手机在他们的《秋千架》来北京演出时，那天我在电话里跟余老师要戏票，他让我确定最后要几张，在五点前给马兰手机回电话。结果我纠了一帮余秋雨和马兰的崇拜者，最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们了。打马兰手机，总打到一个陌生男人那里，第一次听说要找马兰，那边还挺兴奋：“马兰？唱黄梅戏的那个马兰吗？”第二次打过去，那边还在笑，说真遗憾你又打错了。再打，就不好玩了，那边开始显出不耐烦。我眼珠子瞪得要出血，咬牙切齿一下一下按那几个数字，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他也急了，再不跟我客气。怎么搞的，这明明是余老师亲口告诉我的号，怎么能有错。所有人都一口咬定错肯定出在我这里。我领着一帮人在街上像没头的苍蝇一阵乱转，最后才想起来直接冲到长安剧场。终于一进了前厅，就看到被人群包围住的余秋雨。一下午的折腾这才宣告结束。余老师告诉我票都替我留着呢。
演出结束后我才知道，那天他和马兰也在找我，也找不到。怎么搞的这个马小娟，说好要回电话的，连点儿音讯都没了。最后没办法，只好估摸着留了几张票。更可气的，原来一向没什么数字概念的我，把马兰手机号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