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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不合理的文化现象，视为对中国文化独立性的戕害。实际上，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在这跳跃性的“断裂”过程中实现的。没有这种断裂性的变化，就没有文化的发展。这种“断裂”，在我们中国现代文化中就叫做“革命”。但是，这种“断裂”只是一种新的文化产生过程中的现象，中国文化迄今为止也不是、也不可能是仅仅由鲁迅一个人的思想构成的，甚至也不仅仅是由“五四”以后产生的新文化构成的。我们的图书馆里不仅仅有鲁迅的书，也不仅仅有“五四”以后出版的书；我们课堂里讲授的不仅仅是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不仅仅是“五四”以后的白话文作品。我们的城市里不仅仅有现代的建筑物，我们的农村里不仅仅有“五四”以后形成的新风俗，我们的政治结构不是按照鲁迅的设计建构起来的，我们的经济家不是按照鲁迅的思想进行经营的。我们的文化是一个极其庞大、极其复杂的文化结构体。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就是鲁迅在这样一个极其庞大、极其复杂的文化结构中与其他各种文化成分所构成的共时性的关系。就这个文化的整体，是没有断裂的。中国文化至今还是中国文化，而没有变成美国文化或俄国文化。正像太阳天天发生着内部物质的裂变而太阳还是太阳一样。在这里，我们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文化的超越性特征。文化，就其产生，有其特定的现实需要，但它一经产生，就具有了超越性。语言文字本身就是具有超越性的，语言文字作品超越了时间上的瞬间性和空间上的一隅性，使一种思想学说能够跨过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而在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上进行广袤性和久远性的运动。老子的思想并没有因为老子的死亡而死亡，孔子的思想并没有因为孔子的死亡而死亡，我们至今可以通过《老子》、《论语》等著作接受他们的思想影响。正是这种超越性使不同时代产生的文化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共时性的文化结构中，并发生各种形式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这种超越性同时也表现为流动性。文化是可以流动的，它不仅在时间中流动，同时也在空间中流动。过去我们说思想是有阶级性的，但思想绝不仅仅有阶级性，它还可以在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做空间上的流动，并且在这种流动中发生各种形态的变化。儒家思想产生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内部，但它同样可以转化为一个封建帝王的思想，也可转化为广大无文化的群众的思想，并依靠他们得到持续的传承。与此同时，鲁迅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永远是一个有前提的研究，而不是一个无前提的纯客观事实的研究。鲁迅不是像西湖、庐山这样的物质性的存在，他是以自己的作品为载体的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他的存在是离不开人们对他的作品的接受的。鲁迅可以被我们所抛弃，也可以被我们所接受；鲁迅可以被我们这样接受，也可以被我们那样接受。我们抛弃了鲁迅，鲁迅与中国文化就没有了任何关系。我们接受了鲁迅，鲁迅就与中国文化有了关系。我们这样接受了鲁迅，鲁迅就与中国文化有了这样的关系；我们那样接受了鲁迅，鲁迅就与中国文化发生了那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我们的思想中被组织起来的，而不是外在于我们的感受和理解的。我们对鲁迅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阐释得有一个思想前提，那就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追求。我们永远无法证明一个复古主义者、一个站在中国文化的外部静观中国文化发展的学者关于鲁迅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论述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文化内部，身受着这个文化结构的束缚，希望中国文化继续朝着更加科学、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必须以不同的形式整理和阐释这些历史的事实。我们的研究应当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只要我们希望中国文化继续朝着更加科学、民主、自由的现代化方向发展，我们就应当这样看待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而不应当那样看待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总之，这种历史观不是线状体或流状体的历史观，也不是一种纯客观的历史观，而是带着我们自己的思想追求在共时性关系的历时性运动中感受、认识和理解一种文化现象的历史观。
与文化的线状或流状历史观相应的研究方式和叙述方式是相对单纯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的方式。这种方式有整体研究和分别考察的两种不同的形态：整体研究首先把中国传统文化概括为一种什么性质的文化，然后叙述新文化的产生过程及其基本性质。鲁迅就是在这种性质的变化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特定历史作用的一个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分别考察是鲁迅同中国古代特定人物和思想关系的考察，这种考察在于发现二者的相同和相异之点，并把相同视为联系，相异视为革新。前者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而中国现当代文化又有另一种不同的本质的基础之上的；后者是建立在两个不同文化学说之间的相同之处就具有相同的价值和意义，而不同之处就一定具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的基础之上的。不难看出，它在方法论上也有极不精确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真的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吗？中国现当代文化真的可以用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本质予以概括吗？《韩非子》与《红楼梦》真的有一种共同的本质吗？《阿Q正传》和《智取威虎山》真的有一种共同的本质吗？《红楼梦》与《阿Q正传》的差别一定大于《阿Ｑ正传》与《智取威虎山》的差别吗？我们常常喜欢谈中国文化是什么，西方文化是什么？但这种概括又是因人而异、乃至彼此完全不同的。有的人把中国古代文学概括为“表现的”，而另一些人则把中国古代文学概括为“再现的”，那么，中国古代文学到底是“表现的”，还是“再现的”呢？恐怕这是一个永远也无法说清的问题。在鲁迅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比较研究中也是这样。在两个不同的文化结构体之间，相同的未必有相同的价值和意义，相异的未必不具有相同的价值和意义。西施皱眉是美的，东施皱眉就成了丑的了；杨贵妃胖，林黛玉瘦，但二者又都是美的。所以，用同异的比较代替联系和区别的论述也是不尽合理的。本文试图改变一种叙述方式。我不想仅仅运用历史的叙述，而是在历史叙述的同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