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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耻了，我。
第二天早上，杨帆的病恢复得不错，我却开始呵欠连天。老人神秘地端出一个铁盒子，向我们虔诚地展示锈迹斑斑的弹壳、黯淡无光的徽章，以及一张模糊不清的黑白照片。当我与杨帆对照片流露出情有独钟的意思时，老人的脸上马上荡起了一圈又一圈幸福的褶皱。但见冬日的阳光透过稀疏的门缝晒进来，老人微闭双眼，长满老茧的双手在二寸见方的照片上一缕一缕地游移，就像抚摸着一块遗忘不掉的幸福时光。这时候，我感受到了时光的牵强，我窥视到了岁月的匆忙，我看到藏在老人心目中为数不多的光辉岁月，在他坎坷不平的人生旅程中无声地回放，回放……
就在这时，周阿姨敲门进来，聋哑老人迅捷地收拾起铁盒子，表情慌张地走了出去。我与杨帆大为好奇，便向周阿姨询问了铁盒子的故事，特别是那张神奇的黑白照片。周阿姨有些不相信，连说不可能不可能，他老人家只谈过一次恋爱，就是那个被他“强奸未遂”的姑娘。但当我们回忆出那女人的额上有颗大黑痣时，周阿姨“啊”的一声尖叫：“黄三姨！”杨帆问：“是谁？”“就是他唯一的女朋友！”……
我开始对老人的经历饶有兴趣——那个女人对他始乱终弃，到后来还告发他强奸，并最终导致他丧失了所有的荣誉及生活保证。但他不仅不恨她，反而对已经结婚生子、现在估计已经是奶奶的她念念不忘。我无法理解这种古董式的爱情，也无法猜测聋哑老人的崎岖经历，但我能够感知煎熬了老人三十多年的感情，每时每刻都在老人的心中燃烧。于是，等下午老人驱车回家，我不自量力地试图用那套生涩的手语，去了解一段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人生经历。
老人先是警戒不安地看了看周阿姨，见她和杨帆正坐在床头聊天，这才把我小心翼翼地带到屋外，开始了一阵呜呜哇哇的倾诉。不过我基本上没看明白，只有从他激动的“声形并茂”中，了解到炸弹、手枪、汽车、医院、监狱等基本单词——但内心的疑惑怎么也串联不起来。老人被我“倾看”的表情刺激得手舞足蹈，看样子是准备向我和盘托出。但见他表情肃然，比画的动作开始轻灵忧伤，我脸上的迷惑全被勾引出来了，他却越“说”越有劲。仿佛老人早就知道我不可能理解他的故事，只是把我当做一个保密的瓶子，倾诉一下埋藏内心的委屈罢了。故事正在高昂处，路旁走过一位担水者，老人的叙述戛然而止，似乎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吃饭的时候，老人的表情有些异样，周阿姨给他手语了一阵，他就盛了一碗饭出去了。我问刚才给老人说了什么，周阿姨神秘地嘘了嘘，后来又意识到没必要，便大声说道：“我说要给小帆试几件衣服，叫他在外面等一会儿。”但杨帆还是原地不动地坐着，我就有些恼怒，说：“你干吗骗他老人家？根本就没有衣服试啊！”周阿姨凑过头来，后来又敲了敲自己的脑袋，说：“你知道刚才他给你说的什么吗？”我说：“不知道。”周阿姨告诉我，她刚才从门缝偷看了，老人说的是：他和黄三姨恋爱了好几年，但对方的父母嫌他没钱没本事，他就主动要去当兵，准备立了功、挣了钱之后回来娶她。本来黄家也答应了这门亲事，但后来老人的耳朵聋了，他们便自作主张地把闺女嫁到了吴家村。等聋哑老人回家之后，黄三姨对他余情未了，就壮着胆子主动去找他。不料两人刚折腾到了床上，吴家的人就来了，黄三姨为了明哲保身，这才反戈一击地告发了他……
勃然大怒！我对这件三十年前本末倒置之事义愤填膺。聋哑老人在战斗中已经失去了耳朵，凭什么还要让他在感情的世界里蒙冤受屈？“他为什么不去辩解？”我问周阿姨。周阿姨摊摊手，说老人只讲到了这儿，如果有勇气我可以再去问问。
我走出去的时候，聋哑老人正蹲在木桩上抽着一袋旱烟。我对他比比画画，他或许明白了我的疑惑，便将裤子脱了下来。在寒冷的月光下，聋哑老人的裤裆里，什么玩意儿也没有。
在小木屋一共待了三天，我与杨帆感染的“禽流感”得到全面遏制。为了让聋哑老人不再打地铺，我们已经决定：到梅山聋哑学校暂避风头。
从我们所在的山脚出发，向左走两三公里，有一条上山的小马路。顺着这条山路爬上半小时，有一栋突兀的精神病医院；再上行一段路，是一座古老的寺庙；再往上，这才是周阿姨所在的聋哑学校。如果说聋哑老人给我们带来了潸然泪下的感动，那么聋哑孩子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惊天动地的震撼。在周阿姨临时组织的欢迎仪式里，三十几双清澈而明亮的眼睛，在无声的好奇与欣喜中，向我们争先恐后地赠送他们的最爱：粉笔头、红纸片、橡皮擦甚至一支不足两厘米的铅笔！杨帆泪眼汪汪地接过这些贵重的礼物，再与孩子们逐一拥抱，最后干脆即兴表演起舞蹈来。
正当我陶醉在那优雅的舞姿之际，两个脏脏的小女孩缠住我的大腿，将我莫名其妙地拉向了寒碜的教室。那个脸上有疤的小女孩，应该不超过六岁——她从课桌间找到了自己的小本子，向我扬扬自得地展示她的图画；另一个头发零乱的小姑娘，个头还不到我的屁股——她从荷包中掏出一小截粉笔，踮起脚尖在黑板上歪歪斜斜地写下：“爸爸。”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这小姑娘已经拉住了我的裤子，然后指了指黑板上的两个字，又以一种令人心疼的眼神望着我。
等她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了解她的意思后，便肆无忌惮地抱紧我的大腿，成了我今生今世的女儿。而那个画画的小女孩，则表情落寞地看着我们，流着眼泪，恨恨地离开了。
说实话，这地方与我想象中的学校相距甚远。我记忆中的校园，是孩子们咿咿呀呀地背着课文、嘻嘻哈哈地跳着皮筋、哼哼哧哧地唱着儿歌、一派生机勃勃而又其乐融融的热闹场面。但我现在所能见闻的，只有一些不着基调的简单音节，老师们曲高和寡的苦口呵斥，以及吃饭时的丁当作响的狼吞虎咽。与其说这是一所学校，不如说这只是一个特教班，或者至多算一个稍为窘迫与热闹的大家庭。故而，这里的教职员工，加上校长周阿姨，一共只有四个人。
其中一位是年仅三十二岁，右半边脸全是紫痂的“年轻姑娘”张嫂，她是聋哑大班的班主任。另外两位是一对五十开外的老夫妇，男的人称孙二叔，身高只有一米三四，主要由他负责大伙儿的一日三餐；女的叫孙三婶，左腿好像有些跛，是聋哑小班的班主任。相比而言，周阿姨的工作要繁杂得多——她是学校的法人代表，既要负责外联赞助，又要照料孩子的住宿及沟通。当然，这些分工只算是一个大致的框架，具体到每个环节的时候，每个人都愿意越俎代庖。刚开始我们有些担忧被他们告发，但随着孙氏夫妇请假两周下山，整个学校就只剩下我们与周阿姨，以及那个发誓永远不会下山的张嫂。故而，我与杨帆心安理得地住进了他们的宿舍，并认真地接过孙二叔手中的钥匙，摇身一变，成了聋哑学校的老师。
安顿下来的第二天，我们拿出五千块钱，周阿姨与聋哑老人到镇上买了三十四套衣裤三十四双鞋、十六叠画片十八个蝴蝶结，以及毽子、皮筋、乒乓球、羽毛球、圆珠笔、笔记本若干。晚上的时候，杨帆与周阿姨给十八个女生洗了澡，并因人而异地梳出十八种发型；我和聋哑老人也给十六个男生刮了层皮，并且配合手持剪刀的张嫂，给孩子们理了发。换上新衣服穿上新鞋子，分到新玩具认识新老师，孩子们高兴得手舞足蹈。那种围住我们比比画画却又静默无声的兴高采烈，令后来的我记忆深刻，永世难忘。
在这皆大欢喜的夜晚，唯有一个小女孩站在黑板前，坠入了悄无声息的感伤。如您所知，她正是我的“女儿”，一个六年前梅山山脚的弃婴，一个从未走出聋哑学校的孤儿，一个拥有如周阿姨这样的大众妈妈，却从不曾体味父慈母爱的聋哑孩子。昨天，她认定我是她走失多年的亲生父亲，并因此兴高采烈。这一夜，她看到我因其他的男生而疏忽了自己，并由此惴惴不安。看到这么一个忧伤的小天使，她的委屈她的孤单，她的脸颊她的刘海，令我的心再度疼痛起来。于是我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