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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舅舅说，妈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她是县上有名的舞蹈演员，嫁到省城后仍然有很多人追她。那个男人在妈妈怀着我的时候到广州闯荡，一年后回来突然要离婚，妈妈不离他就死缠烂打，到后来甚至拳打脚踢。直到我三岁的时候，妈妈终于答应了离婚。那时的她还很漂亮，有不少人要介绍对象给她，但都被她拒绝了。再后来舅舅也给她介绍过很富裕又没有儿女的男人，但她还是不同意，妈妈只是抱着我哭。
“我妈也是女人啊，为了一个狼心狗肺的男人守了二十年活寡，她一生的青春全被这个负心的男人给糟蹋了。有时我真想把那个男人杀了，把他泡在福尔马林里让他永远跪在妈妈面前。但是妈妈却反对，她总是拿着那男人寄来的钱对我说：‘他也有他的难处！’——妈妈简直就是太痴情，太懦弱了！
“我恨那个人，但有时又忍不住想他。那次生病时他那复杂的眼神让我心中特别感动，那是一种来自于血液本身的，一种对父性慈爱的需求……特别是在这件事之后，我突然很想见见他，那种既想捅他一刀，又想被他抱在怀里哭的感觉！”
杨帆扑进我的怀里，委屈的眼泪簌簌而下，我只有抚摸着她的长发，轻轻安慰道：“或许，他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杨帆平静下来后，我曾几度劝她到广州找找父亲——因为警方只监控了她母亲，他们甚至不知道杨帆的父亲是否还活着。但杨帆却肯定地否定道：“我死也不去求他！”她坚决而颤抖的语调，让我为她心中的矛盾悲剧而深感怜悯。
第二天早晨，我们咽下两个干馒头，喝了两瓶自来水，到招商银行办了张银行卡。随后我把卡号发给夏雨，十分钟后就在自动取款机上收到了四百块钱！杨帆怪怪地问：“给谁借的啊？”
“朋友，好朋友！”
不料杨帆却醋意万千地问：“好朋友，好到哪种程度啊？”
“也就牵牵手！”
“就没有接过吻？”她紧追不舍。
“吻了。”我面红耳赤地摊摊手。
“喔！”杨帆大叫了一声，大彻大悟地总结道：“是夏雨吧！”
我们在附近吃了两碗羊肉酸辣粉，吃得畅快淋漓，辣得不亦乐乎！随后，在地摊上买了墨镜、太阳帽，再买了一袋食品、两张报纸，便速速地登上前往贵阳的汽车。
一路上风平浪静，没有人来搭理用报掩面的我们，也没有警察留意成千上万汽车中这么普通的一辆。到贵阳后我们直接出了车站，马上换乘了前往凯里的客车。车出奇顺利地驶出了贵阳，一路风光无限，苗族的淳朴民风应接不暇。至凯里，我们买了两张最便宜的至杭州的火车票，还吃了两碗风味独特的牛肉酸辣粉。
晚上十二点，混在几个苗族同胞间，我们顺利地上了火车。真可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趟列车上人烟稀少，空座很多，后面好几个车厢就那么稀稀拉拉地坐着十来个人。我和杨帆毫不费力地找到两排空座，一切悄然无声。
起初每顿饭还有餐车叫卖着驶来，后来餐车也不来了，只有个厨师来回走一趟，说：“要吃饭的到十一号车厢！”但根本没人理他，坐在这后面车厢的稀疏人群，要么带足了食物，要么热得什么都不想吃。乘警倒是来查了一次票，匆匆地没有查出什么弊端，走到十二号车厢就折回去了。这样的环境令我们的旅途非常愉快、安全，硬座的车费几乎享受了包间的特权。
车经镇远、过湘潭、入上饶，又北上至金华西。为了避免在杭州遇到突检，我们在诸暨提前下车，并轻而易举地出了车站。天已大亮。我打电话问刘义梅城的具体所在，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们只有五十块钱了。刘义在那边琢磨片刻，道：“乘车到绍兴吧，我在那儿的汽车站等你们！”我问：“你来？你不工作吗？”
刘义哈哈大笑道：“哥们儿，我想耍好久就耍好久！”
依计行事，辗转两小时后我们顺利到达绍兴汽车站。
刘义正叼着一根雪白的过滤嘴香烟，坐在护栏上痞性十足地张望。他的身体已经发福，但一瞅见我们，还是像箭一般冲了过来。
刘义先问：“这就是嫂子？”
“对！”我自豪地回答，并且随口为杨帆改名道：“她叫吴双，安徽人。”杨帆抬起头尴尬地对他笑了笑。
刘义四处瞅了瞅，又问：“行李呢？”
“被偷了。”我轻描淡写地说。言罢，两兄弟便搭着肩膀说了许多暖意的脏话，杨帆皱了皱眉头，但仍然举了两张报纸跟着我们走。在车站外面，我们见到一辆八成新的农用机车，一个黝黑矮粗，长相猥琐的年轻人热情地喊道：“义哥，来啦！”刘义点点头，向我介绍说：“这是陈四，×城老乡！”我与陈四打了个招呼，感到了乡音间的亲热。但刘义却对陈四爱理不理，他明确地告诉我：“你不用理他！”
我与杨帆钻进机车，陈四的车技不错。似乎为了讨好刘义，陈四将车放到最大码。迎面扑来的风吹得我们心旷神怡，杨帆的发丝在风中轻舞飞扬，不久车就发出了咕咕咕的轰鸣，刘义骂道：“你龟儿好生点开！”陈四马上点头哈腰，车速缓了，我们在宽阔的道路上，如驶向海边的帆船。不久车至梅城，又折向梅镇，再入梅村，人烟稀少，肥沃良田，我们闻到了杂草疯长的芬芳。
刘义所在的“繁华区”是梅城某高速路边的一个村落，但其规模不亚于川中小镇的繁华。高速路旁罗列了一些厂房，厂房背后是一望无垠的良田及星星点点的房舍。路旁有一条乡道，乡道两边是鳞次栉比的三层小洋房，其豪华不亚于山间别墅。另外有些洋房后院有两排木屋，外来打工者就居住其中，奢侈的刘义也不例外。
当晚，刘义为我们接风洗尘。桌上都是些名贵的海参荤食，我和杨帆也不客气，狼吞虎咽的样子把刘义吓了一跳。他问：“你们在火车上没吃东西？”我和杨帆都只是嘿嘿地笑。刘义又叹了句：“嫂子真漂亮，比我那些婆娘漂亮十倍！”饭后我们又去了收费浴室洗澡。浴后，我换上了刘义的衣裤，“吴双”穿的是另一个四川老乡的衬衣。然后她便被带到隔壁老乡处借宿，我和刘义则在屋中促膝谈心。
首先聊起的自然是赵一平。刘义对儿时的死仇劲敌深感怜悯，只听他以一种凄凉的口吻叹道：“他怎么就死了？他怎么就死了呢？”我尽量用客观的语调向他解释了，他对“那个女人”大骂了几句“狗日的”，然后突然降低了音调，暧昧兮兮地问我：“你那婆娘身材还可以，床上功夫应该也不错吧？”
这句话我不爱听。
我不愿意将与杨帆唯美的爱情缠绵，与刘义嘴中的性交相提并论；更不愿意把杨帆身体的隐私，通过大大咧咧的刘义公之于众。于是我淡淡地敷衍过去，但刘义却自顾自地说开了去：“邻镇有个文化宫，每个星期都有艳舞表演。你猜怎么？对！里面天天都在跳脱衣舞，有个女人的东西和足球一样大，你没见过吧？哈哈，不光可以看，花五十块钱还可以摸两下，嘿嘿，有了两百块钱就可以……”
这若搁在年少时的乡下，我肯定会为此面红耳赤、心猿意马。但有了杨帆的我，开始拒绝这种低俗的裸露。
与刘义躺在一起，我再也感受不到儿时在河畔子偷看初中女生游泳时的忐忑不安，没有了幻想女学生上厕所蹲下时的面红耳赤。如今的刘义将“日”、“操”、“搞”等词脱口而出，在他滔滔不绝的描绘中，我突然感受到我们之间的巨大隔阂。起初我还打算将杨帆误杀赵一平的事情晓之以理，但恍然之间，我突然对刘义的理解能力发生了莫名其妙的怀疑。这种怀疑令我分外难受起来：我千里奔走的好兄弟，在灵魂上已经与我背道而驰。
第八章 梅城 曾经的“绿帽子”
在刘义的帮助与资助下，我与杨帆在另一堆民工棚租下了一个小屋。其构造与刘义的大抵相同：一张小木床、一块矮木板、一张小凳子、一盏小黄灯、一扇百叶窗、一个小插座。泥巴地面，瓦片房顶，中间用木板与另一小间相隔，居住着一对三十来岁的夫妇，依然是老乡。
刘义打发陈四为我们运来了煤气罐，又替我们在小店中买了一套简单的厨具，小木屋算是有了家的味道。中午逛梅镇，刘义慷慨地为我和杨帆添置了两套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