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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都会从这个变化不定的手段中获得好处。
但是，在我们进入这个各种变化的广阔天地之前，或许应该做一个区分。一方面，各种变化根据变化发生的种种视角——空间、时间和现实层面一一而有所区别；另一方面又根据形容词或者名词的性质（本质或者非本质）而有所不同。一个单纯的时间或者空间变化是重要的，但不会更新故事的本质，无论这个故事是现实的还是幻想的。反之，另外一种变化，例如《白色旅馆》这部我刚刚说过的关于大屠杀的小说，就改变了故事的性质，把故事从一个客观（〃现实〃）世界移动到另外一个纯粹想象的天地中去了。这些挑起本体学动乱的变化——因为改变了叙事秩序的本质——我们可以称之为质的飞跃，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公式，数量的积累可以引起〃质的飞跃〃（如同水一样沸腾时变成气体结冰时变成固体）。在讲述故事时，如果在现实层面视角发生构成质的飞跃的某种激烈的变化，这样的叙述就会经受一番改造。
我们来看看当代文学丰富的武器库中一些显而易见的例证吧。比如，有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写于巴西另一部写于英国二者间隔很多年我指的是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①的《广阔的腹地：条条小路》和维吉尼娅·伍尔夫的《奥兰多》主要人物性别的突然改变（两种情况都是男变女）引起整个叙述内容质的改变把叙述内容从一个此前似乎是〃现实主义〃的层面推到另外一个想象、甚至幻想的层面。在这两个例子里变化是个火山口是叙述主体的中心事件是集中了最多的人生体验的故事（它用一种似乎不具备的属性感染了整个环境）。卡夫卡的《变形记》则不是这样书中的奇迹、即可怜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了一只可怕的甲虫此事发生在故事的第一句话里这从一开始就把故事定位在幻想的层面上。
这些就是突变的例子，突变是转眼就发生的事实，以其神奇和不寻常的特征撕碎了〃现实〃世界的坐标，增添了一个新尺度，一个不遵守理性和物理规律而是服从一种天生而不可捉摸的力量的奇妙和秘密的秩序对这天生而不可捉摸的力量，只有通过神奇的调解、巫术或者魔术才能够认识（有些情况下甚至可以控制）。但是，在卡夫卡最有名的长篇小说《城堡》和《诉讼》里，变化是个缓慢、曲折、谨慎的程序，它是事物的某种状态在时间里的积累或者强化的结果之后而发生的，直到因此叙述世界摆脱了我们所说的客观现实一一〃现实主义〃，伪装成模仿这一现实的样子，实际上是作为另外一种性质不同的现实表现出来。《城堡》中那个匿名的土地测量员、神秘的K先生，多次企图接近那个管辖整个地区的威严的城堡，那里面有最高当局他是前来供职的。开头，他遇到的障碍都是微不足道的；看了相当长一段故事，读者的感觉是沉浸在一个详细的现实主义的世界里，似乎要把现实世界复制成具有更多日常和惯例的东西。但是，随着故事的向前发展，以及倒霉的K先生越来越没有自卫能力和容易受到伤害，听任一些障碍的摆布，我们逐渐明白这些障碍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单纯的政府管理无能的派生物，而是一架控制人类行动、毁灭个性的阴险而秘密的机器的种种表现，伴随着对K的软弱和人性的苦苦挣扎的焦虑，在我们这些读者心头涌现出一种意识：现实进行的层面不是那个与读者相等的客观历史层面，而是另外一种性质的现实，一种象征、寓意——或者干脆就是幻想——的想象现实（当然这并不是说作品的这一现实的闪烁智慧光芒的教训了）。因为这个变化是以一种比《奥兰多》和《广阔的腹地：条条小路》要缓慢和曲折得多的方式，发生在现实的两个方面或者层面之间。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诉讼》中，约瑟夫…K先生被卷入…个由警察和法官系统设置的噩梦般纠缠不清的迷魂阵里，一开始，我们觉得这个系统是一种对司法部门过分官僚化导致的无效和荒唐的妄想狂型的错觉。但是，后来在某个特定的时刻，由于荒唐事件的逐渐积累和强化，我们慢慢发觉：在剥夺了主人公自由并且不断摧残他生命的行政部门的纠葛后面，真的存在着某种更为阴险和非人道的东西：一个或许是形而上性质的不详体系；面对这个体系，公民的自由意志和反抗能力消失殆尽；这个体系把个人当作戏剧舞台摆弄术偶的演员加以使用和滥用：这个体系是一种不可能反抗的秩序，它威力无比、不显山露水、就安居在人性的骨髓中。《诉讼》中这个现实层面、象征性、形而上和幻想的层面，如同出现在《城堡》里一样，也是缓慢和渐进的，而不可能确定变形发生的准确时刻。您不认为《白鲸》里也有同样的事情吗？在世界的海洋里四处追捕这条没有踪影的白鲸，此事给这个神话般的动物戴上一道传奇的光环、阴险狡诈的光环，您不认为这部作品也经历了一次变化或者说质的飞跃吗？它把一部开头非常〃现实主义〃的小说改变成了一个想象型一一象征、寓意、形而上一一的或者纯粹幻想型的故事。说到这里，您脑海里大概已经充满了大量自己喜爱的小说中可以回忆起来的变化和质的飞跃了吧。的确，这是一个任何时代的作家经常使用的手段，特别是在幻想型的虚构小说里。我们想想看作为那类阅读快感的象征，有没有哪个变化还生动地留在记忆中。我想起来一个！我敢打赌这是个典型：科马拉！一说到种种变化来到脑海里的第一个名字不就是这个墨西哥村庄吗？这是个理由非常充足的联想因为凡是阅读过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的人，只要深入到作品之中对于这样的发现会感到终生难忘：故事中的所有人物都是死人虚构的，科马拉不属于〃现实〃，至少不属于我们读者生活的这个现实，而是另外一个现实、文学的现实，在这里死人不是消失了，而是继续生活下去。这是当代拉丁美洲文学中最有效果的变化之一（激烈型的变化质的飞跃型的变化）。这一手段使用之娴熟，已经达到如此的程度：如果你非要提出一一故事的时间或者空间一一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就会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在发生变化的时间和地点里没有一个明确的事件——事实和时间。变化是一点点发生的，是渐进式的、通过暗示、蛛丝马迹、几乎没有留意的模糊脚印。只是到了后来追溯往事时，那一系列线索和大量令人怀疑的事实以及不连贯片段的积累才让我们意识到，科马拉不是一个活人的村庄而是鬼魂聚集的地方。我们转到另外一些不像胡安·鲁尔福运用的如此阴森恐怖的变化上，或许要好一些。我现在想到的令人亲切、高兴、有趣的变化就是胡利奥…科塔萨尔的《致巴黎一位小姐的信〉）中的变化。当人物兼叙述者、写信人告诉我们，他有个令人不愉快的呕吐小兔子的习惯时，就发生了绝妙的现实层面的变化。于是这个有趣的故事就发生了惊人的质的飞跃，如果主人公被兔子的分泌物压垮，故事就会有个悲惨的结局，正如这封信最后几句话暗示的那样，故事结束时他自杀了。
这是科塔萨尔在他的长、短篇小说中经常使用的方法，他用这个手法从根本上打乱了自己虚构世界的性质，让虚构的世界从一种由可预见、平庸、常规事物组成的日常、普通的现实转向另外一种现实、幻想性质的现实里面，发生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比如人嘴里吐出一只只小兔子：在这种幻想型的现实里还有暴力捣乱。您肯定读过科塔萨尔的另外一部大作《女祭司》，书中通过数量的积累，以渐进的方式叙述世界发生了一次心灵变化，即一场看上去似乎是无害的音乐会，在皇冠剧场举行一开始观众就对音乐家的成绩产生出过分的热情，最后终于演变成一场野蛮、冲动令人难以理解、充满动物性的暴力事件，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和战争。在这场出乎人意料的灾难结束时，我们感到非常困惑心里在想：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吗？这是不是一场可怕的噩梦？这样荒唐的事是不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是一个由想象、内心的恐怖和人类灵魂中阴暗的本能组成的大杂熔？科塔萨尔是善于利用这一变化——渐进或者突变的以及时间、空间和现实层面的手段的优秀作家之一，他作品的独特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一手段的使用：在他的作品里诗意和想象力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无可置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