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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聊越投机，他们提议去吸烟室坐一坐，我们各自点上一支烟，他们说他藏书纯粹从兴趣出发，不像一些所谓的红学家和鲁迅研究家那样，就吃的是这碗饭。他们都说他们看不起那些人——那是一群寄生虫。
我说，“我也看不起那些人，我觉得您用寄生虫来形容他们挺恰当的。”其中一个谦逊地说，“信口开河，信口开河而已。”我从他们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许佩祈的影子，他们有点儿相像，而且不仅仅是年龄。
他们说他是“油纸伞书坊”的常客，遗憾的是，那里的解放区文学实在少得可怜，京派海派的作品却很完备。我承认，情况确实如此。
只顾聊天了，我差一点儿把罗素忘掉，赶紧告别他们，跑出吸烟室。我们约定坐同一趟车回去，路上还可以继续聊。
“你跑哪里去了，到处找不见你？”罗素显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一脸的焦急，“你要是再不来，我就准备一个人上路了！”她跺着脚说道。看到她跺着脚的样子，一种怜惜的感觉就油然而生。
我搂了搂罗素的肩，“你有什么收获吗？”我问她。她说她得到了几张乔治·西默农的推理小说的英文电子版光盘，“都是可以开心解闷的玩意儿。”
我放弃了去琉璃厂和全聚德的计划，这两样罗素都不感冒，况且和那些老书友还有约定，约定结伴返程的。我和罗素一人拎着一个矿泉水瓶子，一边喝着，一边晃晃悠悠地往火车站方向走。“我饿了，我要吃肯德基。”中途，罗素突然说。她提要求的时候，两只圆眼珠就像两条张着嘴的小鱼在眼眶里游动，令人不忍拒绝。
快到火车站入口处，我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我接的时候，只能听见对方急促的呼吸声，却不说话，“谁，说话呀！”我嚷了几句，对方仿佛像是跟我比赛耐力似的，就是不吱声，沉默着，我只好把电话关了。
罗素问我是哪个来的电话，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模仿着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面的台词说：“小姐们都昏过去了。”
“一定是打错了。”罗素说。
“也许吧。”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隐隐的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不过，挺奇怪的。”
“奇怪什么，打错个电话有什么奇怪的，接到个打错了的电话就犯嘀咕才叫奇怪呢。”罗素冲我做了个鬼脸，表示她的轻蔑。
最后，我还是鬼使神差地按手机上的来电显示，打了过去，响了两声，对方接了，“您找哪位？”他低声问道，有气无力地。
我听出对方是谁了，我一下子就听出对方是谁了，“嘿，汉奸，你他妈的神经搭错线了，通了电话又不接，逗我玩呢！”我说。这家伙喜欢恶作剧，作案工具以电话为主，有一回，我收到一条短信——我的宣言：我决定打破老公终身制，实行小白脸股份制，引进丈夫竞争制，推广情人合作制，试行红杏出墙制……我还以为是哪个半老徐娘发的呢，查来查去，原来是他。
“我刚才是给你打过电话，可是想一想又没什么事，就挂了。”汉奸的喉咙像是被砂纸打磨过一样，特粗糙。
“我靠，你是吃饱了撑的，拿我来找乐子？”我习惯于用这样的口气跟汉奸说话了，大概汉奸也习惯于我用这样的口气跟他说话了。
挂断电话以后，我仍然有一点儿怀疑，当然是怀疑汉奸了，他不会是出了什么事了吧？我同罗素一走进站台，就见那几位老主顾已经等候多时了，他们正在东张西望地找我们，脸上是极讲诚信的业务员那样的表情。
车厢里的乘客寥寥无几，我跟几个老主顾可以旁若无人地交谈，而这时候罗素则坐在对面座位上，一个人玩纸牌打通关，显然她对我们的话题不感兴趣。
“现在的鲁迅研究居然庸俗到了只关注脐下三寸的地步拐弯抹角地去考证鲁迅和许广平究竟哪年哪月哪一天开始发生的性关系，你觉得无聊不无聊？”其中一个愤愤不平地说，“奇怪的是，这样的文章不但有人写，而且有人发，更而且还煞有介事地当做学术问题来讨论。”
“鲁迅先生有那么伟大的作品，鲁迅研究家顾不上去研究，偏削尖脑袋去打探些犄角旮旯的小道消息，敷衍成篇，然后公之于众，声称是‘最新发现’。”他们用胳膊肘支撑在车窗边的小桌上，望了一阵窗外的风景，“许多鲁迅研究家就是这样起家的，你说荒唐不荒唐？”
“还有更为荒唐的呢，”我说，“这些家伙一旦成名，就可以享受鲁迅从未享受过的优惠待遇，鲁迅享受过专家津贴吗，没有吧，他们有；鲁迅享受过专用轿车吗，没有吧，他们有；鲁迅享受过公费旅游吗，没有吧，他们也有！”
“整个一本末倒置，”他们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研究曹雪芹的人比曹雪芹风光，研究鲁迅和胡适的人也比鲁迅和胡适招摇得多，俨然一个大人物。”
“听说，‘张迷’们都比张爱玲更讲究穿戴。”
“其实，不过是一群拉大旗做虎皮的小丑而已。”
“虽然是小丑，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既得利益者。”
“我宁愿做一个兴趣盎然的文学爱好者，从过往岁月的字里行间去亲近历史，也不想成为既得利益者，省得挨骂。”他们当中的一个说，窗外的阳光照在他的侧面上，他的皮肤像块海绵一样将阳光吸附进去。
“我跟你一样，我更想做一个旁观者，因为旁观者清。”我说。从谈话中我知道他们都是个读书很多的老头儿，并不仅仅局限于解放区文学，他们也跟其他的藏书人有所不同，别的藏书人重在收藏，真正坐下来读书的时候不多，而他们凡收藏过的书都读过，而且还写读书笔记。
“我喜欢鲁迅，所以最讨厌那些所谓的鲁迅研究家，打着鲁迅的旗号骗吃骗喝也就罢了，甚至还随意玷污鲁迅，这就太过分了。”他们中的一个愤懑的态度特愤青。
“鲁迅活着会如何呢，现在许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诸位有何见教？”我问他们。
“一道上，你们就没完没了地纠缠鲁迅，累不累呀。”罗素大概是玩牌玩腻了，也坐到我们这边来，“我的导师就是研究鲁迅的，可是最怕人家跟他谈鲁迅，他说一听见谁要与他谈鲁迅，他就想拔枪；我逗他说一见他拔枪，我就谈鲁迅，没办法，他只好求饶，让我们放他一马。”
我们都笑了，而几个老主顾几乎是纵声大笑，他们说，还是钱钟书说得透彻，有了蛋，何必非得要去看一看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是啊，有《呐喊》、《彷徨》和《且介亭杂文》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我说。
火车到站了，我跟几位老主顾相约在书店再见，就分手了。我们坐出租，他们则要赶一班公车回家。天阴了，起风了，他们几个的面影酷似一棵被风吹乱了缨须的玉米穗——一个西班牙作家戈伊蒂索洛曾用过这样的句子，我觉得正好适用于来形容现在的他们。
我们的屁股刚挨到出租汽车的后排座位，汽车呼地就启动了，而且开得非常之快，我想司机大概是担心一会儿会下雨的缘故。罗素说：“你发现没有，这几位先生跟许老头儿有好多相似的地方？”
我说他们跟他绝对不一样，许佩祈把藏书作为一种理想，虔诚地去追求；而他们只把藏书当做一种乐趣，轻松愉快地去玩味。罗素不以为然地说，“反正都是藏书呗，还能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吗？”
“区别在于，把藏书作为理想的人，一旦实现了理想，他就会失去了奋斗目标，再找不到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了，像许佩祈就是；如果把藏书当做乐趣的话，他随时都可以转移兴趣，改行去弹琵琶去画国画甚至可以去写历史小说，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永远都没有绝望的感觉。”我说完，见司机一直用一种奇怪的眼神透过后视镜看着我，我也觉得说话时太一本正经了，正经得不太像我自己了，就赶紧点上一支烟掩饰一下，自己吸一口，也让罗素吸上一口。
晚饭后，罗素硬拉着我去参加一个沙龙，过去我们曾去过几次，就是上一回谈戴望舒的那个庭院沙龙。因为下午阴天，所以改在晚上的室内进行。这次的主题是“清华园·1932”，主要讨论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和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
东道主是个房地产公司经理，总以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