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蛔蓟岜任仪俊！�
虽然去车场的次数少了，不过关于张建军的好评倒是多了起来。
张建军遭到好评主要因为两点。一是他勤快。原来我担心他一个人长期呆在车场会无法融入连队，后来才发现这种担心的多余。每次大车回场后，张建军总会在第一时间跑来开门，并乐意为老兵们做些诸如端茶倒水，检查车辆之类的事，很快就同连里的军士们混熟了。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在连队很孤立，那么你呆着就会非常难受。军队是个讲等级的地方，如果一个上等兵跟军士们混得很熟，那么说明这个上等兵绝对有其过人之处。特别是老贾很喜欢张建军，并有点后悔第一次带张建军来连队时对他过于凶恶了。可能是为了补偿张建军的精神损失，老贾出车时常常帮张建军租书，有时甚至不要张建军付钱，这就显得很难得。我知道老贾对现在的新兵很是不满，常常抱怨现在的新兵是“他妈的一代不如一代”，能得到老贾表扬的新兵往往比得到军官的表扬更兴奋。因为在士兵的系统中，他们有其独特的价值评判标准，这是条令之外生活之中的客观存在。第二就是有礼貌。几乎所有的老兵都向我夸过张建军的礼貌。这一点我清楚，有人的礼貌只是礼貌，不掺杂感情；有人的礼貌只是需要礼貌，不得不礼貌；有人的礼貌则是伪装的，越憎恶越礼貌。而老兵们说，张建军的礼貌绝对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对他们的尊重，这让军士们感到很开心。
我听到这些评论也很高兴。一个义务兵正常服役，也就是四年时间（当然，现在只有两年了），他们能够尽到义务已经是件不容易的事。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如高校学生，至今仍是缓征而非应征对象，比如我手下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高中毕业生寥寥无几，他们不知道窦唯或张楚，也不爱唐诗宋词，或许连羊肉面卷也不是很喜欢。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若干让人恼火的习气和毛病，但我依然喜欢同他们呆在一起。事实上，我跟士兵们在一起总是感到愉快，即使十年后的现在，我回想起同他们一起拥有的时光，仍觉得幸运。所以你应该可以理解，当他们夸奖张建军时，我为什么同他们一样感到开心。
当然，老兵们对张建军也有两点意见。首先是张建军不爱说话，这的确是事实，但我想老兵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坐在车场值班室里大聊其天时，只有默默为他们倒水的张建军才是真正忠实的听众。如果换一个爱说的人，他们肯定又会有其他一番议论。从这个角度来说，老兵们都是些永不满足的人。其次是不肯喝酒。有的周末，老兵们会把车场值班室当成酒吧，买些酒肉回来去那里喝，怎么大吵大闹都不会有人听到，因为声音和酒气出了窗户便消散在茫茫戈壁中了。等他们闹够了离开车场后，满屋子的烟头、酒瓶、鸡骨头和破塑料袋都留给了张建军，这可真是个省事的办法。对张建军从不喝酒的说法我可以作证，因我有时也受邀参加士兵们的聚会，但我从未见过张建军喝哪怕是一滴酒。即使是在气氛最热烈的情况下，他也只是喝茶或饮料。最初我也让他喝一点，但他还是婉言谢绝了，这让老兵们觉得有些不满意。换作别人，他们十有八九会把他摁在床上硬往嘴里灌，但对张建军却下不去手。我听说几个班长私下里打赌，如果谁能让张建军喝掉一小杯白酒，那么当月每人十五块钱的班长津贴就全归这个人，可是谁也没能赢到这笔钱。
七月一个普通的凌晨，闹钟照例叫醒了我。我困得要命，可还是挣扎着起来查了一圈铺。重新躺下后，反倒睡不着了，于是决定去车场看看。半夜开车动静太大，我便拿着手电步行去车场。戈壁六月的夜晚很美，空气清新凉爽，可以听到猫头鹰的笑声，夜空中横亘着灿烂无比的星河，几乎触手可及。就像我在水青之前和之后都再没吃过那样美味的羊肉一样，我在水青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再见过那样美丽的星空。
车场大门紧锁，我刚走到门边，“副场长”就叫着冲我跑了过来，把黑油油的鼻子从铁栅栏里伸出来嗅我的裤腿。
我摸摸它的脑袋，开始摁门铃。我本不想吵醒张建军的好梦，但我都起来了，他又有什么理由不起来？当了一年多的指导员，我开始习惯于这种思维了。真有点好笑。我蹲下来，一边逗着“副场长”，一边等着开门。可十分钟过去了，什么动静都没有。
我恼火起来。我不相信张建军会和李二明一样不假外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张建军让我恼火的程度会更严重。毕竟李二明借助的是大雪，而张建军借助的则是我的信任，这更不能令人忍受。我又使劲地摁了几下门铃，依然没有反应。
我后悔来车场了，还不如打个电话省事。真是吃饱了撑的。我正想往回走，忽然听到值班室方向有响动。“副场长”显然也听到了，掉头便往值班室跑去。我拿着手电照去，看到值班室的门开了，却不见人。我不知发生了什么，紧张地思索了一下，我紧了紧腰带，从大门上翻了进去。
跑到值班室门口，我才看到手电光柱中的张建军正躺在门口的地上，双手捂着肚子，本来就很瘦小的身体缩作一团，身上全是土。我上前一摸，烫得吓人。
你怎么跑到地上来了？我赶紧把他扶起来。
开门。他脸色蜡黄，还没忘了把手里的大门钥匙递给我。
你怎么了？肚子疼？
是。他用微弱的声音回答。
我立刻想起去年秋天李二明得急性阑尾炎时，也是这副样子。当时也是我开车送他去县医院。但当时的李二明似乎也没现在的张建军看上去这么严重。我冲进值班室给文书打电话，让他马上派车到车场，然后抱起张建军就往大门跑。这一突发事件让“副场长”很是困惑，他跟在我后面不停地叫着，不知道它顶头上司的上司要把它的顶头上司抱到哪里去。
指导员，我自己能走。张建军在我怀里挣扎着。
别乱动！我喝道。
他不动了。但他又问，谁来顶班？
我会安排的。我说，你不要说话，车马上就到。
我跑了快一里路，车才赶来。我把张建军放在后座上时，他嘴里又嘟囔了一句。
你说什么？
谁喂“副场长”？他重复了一遍。我靠，他竟然还惦记着狗！
你少他妈废话，拿钱不多管事倒不少，躺好了！我本想安慰他，可不知为什么却骂了他。
到了卫生队，值班医生同我们一起把他送到了水青县医院。我在手术单上家属签名栏里写下自己的名字时，忽然担心张建军会在今晚死掉。回到病房，年轻的女护士正在给他备皮，弄得他满脸通红。
张建军，干脆连包皮一块割了得了，正好一块住院。文书一边看一边坏笑。
张建军红着脸闭上了眼睛。
等把他推进手术室，我从内裤到军装都湿透了。坐在医院的走廊里，我觉得自己连睁眼的劲都没了，脑子却无比清醒。闻着来苏水的味道，我觉得内疚，甚至有些伤感。不知道为什么。
张建军在医院住了一星期，这七天里共有二十六人次请假去医院探望。其他出车时顺路探望的不在其列。战友们相互关心在我看来是件再好没有的事了。因此哪怕工作日不该放人外出，哪怕有的兵请假只是借机去水青玩，找我请假去医院的我仍然一律批准。
这天上午，李二明也来找我请假，说想趁着中午去看看张建军。
你也去看？我阴阳怪气地问他。虽然比他老许多的老贾也请过假，可那不是一回事——对李二明，我从来也不放心。
看看，这小伙不错。李二明的理由很简单。
噢，我说，也行，咱们一起去。
李二明愣了一下，旋即说好。
我和李二明一路无语。我平时总是训他，所以单独同他在一起而他又没犯错的时候反倒不知该说什么。走在水青县医院住院部三楼安静的楼道时，一个端着饭盒的短发女孩与我们擦肩而过。这时我注意到李二明同她对视了一眼，李二明甚至微笑了一下。
对视和微笑都没错，我没有理由指责李二明什么。可是走了几步，我还是忍不住问他，她是谁？
你不认识？李二明反问道。
我怎么会认识。我有点奇怪。
大老刘的侄女嘛，连里都认识。李二明说。
她干啥的？
在自由市场学裁缝。
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