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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却早已完全倒了个个儿，无所顾忌，砸碎传统成了他们的实践，战争则成了达到这一目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抗日这一战争方式并非出自于自我觉悟，而是从别国习得的一种武器。马尔罗在《征服者》中所描写的加林便是波里海尔，他高喊着“要捣毁一切只有依靠战斗”，发动了广东暴动，矛头直指香港英人，暴动的火焰立即燃及上海，从而成全了蒋介石的勃兴，成全了他对共产党的反击，成全了他对整个中国独裁政权的掌握。然而时至十三年之后，却重又爆发了一场同样规模的战争。五卅事变当年，我曾在上海街头盘桓了两年，对之作过详细的叙述＇注＇。
让我到上海去看看的是芥川龙之介。在亡故的那一年，他对我说，你一定要去见识见识上海，所以翌年我便去了上海。到上海最初的感觉是，这里的一切都是在银子上流动着的。这一感觉极富感性，满街都是挂有“钱庄”招牌的货币兑换所，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我去设有黄金交易所的地方参观，尽可能多地了解金银交易的运作变动情况以及棉花的买卖方式，后来，随着关注的兴趣渐渐让租界内各国的组织和关系所吸引，我便意识到，上海不仅是世界上最新型的都市，而且还是一个不管你的民族有着怎样了不起的思想和传统，都将在这里显得一无用处的地方。各国从这里所捎回的东西，无非是在将一种谬误搬运回去。同样，我觉得中国人自身也肯定对这一都市犯有过错。若对这一难以理解的城市不加关注的话，那么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便会遇到政治在东洋难以实施，以及整个世界的政治和商业无法运作的危机。我以为，这一城市的重要性已经到了需要加以夸张的地步。去欧洲，一开始就能让我感觉到确凿无疑的真实性的，便是各种各样的地下埋设物。恐怕只有在上海这样的都会里，数学才是无能为力的。在这里，与科学比邻而居，一字儿排开着，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谐调的，便是易经占卜测卦的地摊儿。
竖在静安寺里的这些墓碑的主人，对长流不息运转在东洋历史中的易，也许一无所知。用星象来解释天地万物，如何对以墓碑为界的人类命运作出整顿，如何将众多的生命束缚在卦术之上，他们也许是对之一无所知而终其一生的吧。欧洲理性是一种无从估算人之生死的理性。当东亚的墓碑只是死寂无声、对世事早已不存任何指望的墓碑时，欧洲的墓碑则属于一种不断呼喊着的活着的墓碑。
We loved her Yes，no tongue can tell
how much we loved her and howwell but
God loved how too，and thought it best to
take her home withhim to rest。
我抄录着碑文，一边感到最最让我困惑和无法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人要有白人、黄种人和黑人之分？游历欧洲时，就因为我是个黄种人，而遇见过许多令人很不愉快的观念和事。然而，站在他们的想象立场上来想象黄种人，同样也会感到黄种人的种种不合情理。只要西方银行仍掌握着它在通货上对东亚的制约权，东亚就不可能梦想获得和平，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无可逃避的命运。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