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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现了极其复杂的心态。川端对当局控制言论自由和利用文学宣扬侵略战
争的倾向，以自己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一方面对当局的检查制度
表示了不满和不安，批评有些作品“被删得几乎遍体鳞伤”，对石川达三的
《深海鱼》被删去三十多行惊呼“实在令人吃惊”，指出“这种随心所欲的
缺字越来越严重了，就如同既让人家演讲，却不想让听众听见一样！”“可
以看出右翼势力正在促使政府检查官检查更严格，使得杂志删除得更多。这
是世道暗郁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他又自我制约，采取宽容的态度，说
什么“既然担心国家和社会的安宁秩序，检查也是不得已的。言论的绝对自
由，只是理想”①。
就在《文学界》创刊翌年，即1934 年初，由内务省警保局局长松本学出
面，以“文艺复兴”为幌子，撮合一批知名作家成立了“文艺恳谈会”，企
图通过这个组织，加强政府对文艺界的监视和控制。川端康成也被列名于“文
艺恳谈会”的会员花名册上，之所以用“列名”而不说是“参加”，根据川
端康成本人解释说，关于“文艺恳谈会”的成立、性质和目的，本人事前一
无所知，自己既没有报名，也没有要求参加，只是接到松本学的请柬，出席
了第一次聚会。松本学在这次聚会上就宣布“文艺恳谈会”成立，使他“感
到意外”，“觉得不可思议”。川端康成在列名数月之后发表的《文学自传》
上写道：“出席成立‘文艺恳谈会’那天，连我都大吃一惊。那次聚会，我
预先毫无所闻，列名的会员也全不认识。”并表示他“不能参加与内务省或
文部省有关联的工作”。慨叹他“总想失去自己，有时却失去不了。我主动
参加的，只有《文艺时代》”①。所以，他表示“要等待时机辞退”。川端康
成就是这样表现了无可奈何的心情。当文学界揭露“文艺恳谈会”表面上以
“文艺复兴”为名，实际上是由松本学主持的右翼文化团体“日本文化联盟”
资助而成立之后，川端一方面说“该会是松本担任斋藤内阁警保局长时代成
立的，联系当时的时局来考虑，这种怀疑是很自然的，没有必要代该会答辩”；
一方面却又替松木辩解，认为松本也是“反对控制文艺的”，“松本唯一的
条件，就是不赞成否定日本国体的文艺”，“今后他就是站在国家政权的重
要位置上，恐怕也不会实行控制文艺的政策”，“如果当权者和财阀想统治
文艺的话，靠松本的恳谈会，那是下策”②。
“文艺恳谈会”会员之一、作家佐藤春夫在报上公开批评“文艺恳会”
受人操纵，呼吁文艺界提高警惕，揭露了松本学以无产阶级作家岛木健作的
作品“有害于社会良俗和安宁”为由不给岛木发奖，公开声明退会以后，川
端既表示：不给岛木发奖，“作为文艺家来说，这是一种妥协，从理想退却
了好几步”，他“要等待弄清真相，然后决定退不退会”；但却又说：“大
概是由于松本预先没有说清楚‘文艺恳谈会’不能奖给‘否定国体的文艺’，
① 《文艺时评》（1936 年1 月），《川端康成全集》，第31 卷，第413—14 页。
① 《川端康成全集》，第33 卷，第94 页。
② 《文艺恳谈会》（1935 年9 月），《川端康成全集》，第31 卷，第344—51 页。
‘文艺恳谈会’不想超越检查制度去压迫无产阶级文学，但也没有想去奖励
它。”并且“希望这个会不只是在文坛上存在，也希望它能在社会上存在”③。
川端康成不是“文艺恳谈会”的主要成员，除参加一般会员聚会以外，
他作为同人还负责编辑过一期会刊专辑《日本古典文艺和现代文艺》，写了
一篇简单的编辑值班记，说明“文艺恳谈会”内部存在各种是非，为这本杂
志执笔，将会引起这样那样的议论，所以他“觉得顶麻烦的，自己也就要求
按照自己的习惯来写”，“并不是无条件地赞成恳谈会的”①。 1937 年由
“文艺恳谈会”主办的“第三届文艺恳谈会奖”授予他的《雪国》时，他却
没有拒绝领奖，而且用所得奖金在轻井泽购置了一幢别墅。美国的日本文学
研究家唐纳德？金认为川端康成对“文艺恳谈会”采取这种态度，“可能是
由于‘文艺恳谈会’巧妙地掩盖其真正目的缘故吧”②。这也是对川端对待“文
艺恳谈会”的态度评价的一种见解吧。
1937 年日本政府建立了内阁情报局，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把所有作家组
织起来，成立所谓“高级部队”，派到军中去鼓动士兵。可是，许多作家到
了部队，只给士兵讲授中世日本文学就算交差。当局认为这一措施收效甚微，
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翌年当局又以同样目的，“批准”成立“日本文学振兴
会”，由菊池宽任会长。川端康成被选为该会理事，但未见他进行什么活动。
在一片火药味下，宣扬侵略的“战争文学”甚嚣尘上。许多作家都避开
现实，创作传统的“私小说”或历史小说，这时候，川端康成于1936 年1
月写了《告别“文艺时评”》一文，指出“泛读每月的小说，已经不仅是一
种无效的徒劳，而且是一种精神的堕落”，并呼吁作家“不要在一夜之间写
出粗糙的战争文学，以免留耻千载。”他还在另一篇“文艺时评”中感叹“现
在连自由主义作家也几乎无人写出多少有点进步或有点良心的作品了”③。于
是他愤然宣布放下手中已经连续写了十几年的“文艺时评”的笔，以表示他
作为在战争体制下的一对策，一种独特的有节制的抵制。
事隔两年多，当火野苇平的《麦子与士兵》出笼之后，他又在《东京朝
日新闻》（1938 年8 月22 日）著文宣布：“我茫然地感到近来的小说非常
无聊，我反而又想写起‘文艺时评’来了。”接着他评论《麦子与士兵》说：
“作为文学家，在战场上还能谈得上什么文学呢？这不是一种儿戏吗？”同
年，他在9、10 月的“文艺时评”中称：“在文艺界对这部作品的狂热赞赏
中，国文学家冷静地批判《麦子与士兵》，这是很有意思的”①。这表明川端
康成对《麦子与士兵》和当时流行于文坛鼓吹侵略的战争文学所持的态度。
川端康成是个很重友谊、很重感情的人。许多时候，他的言行是基于人
道、同情和人与人之间中一般道德观念，感情色彩多于政治色彩，尽管如此，
“七七事变”前后这几年，他有时候不顾个人安危，同情和帮助过受到法西
斯当局迫害的无产阶级作家，委婉地批判过鼓吹侵略的“战争文学”倾向，
没有同当时的反动当局同流合污。当然，随着时局的演进和变化，他也发生
③ 《文艺恳谈会》（1935 年9 月、1936 年2 月），《川端康成全集》，第31 卷，第344—15 页；第32
卷，第595 页。
① 《川端康成全集》，第32 卷，第428 页。
② 唐纳德？金：《日本文学史》（现代篇）第九章《川端康成》，刊登在《海》上。
③ 《川端康成全集》，第31 卷，第410 页。
① 《川端康成全集》，第31 卷，第464 页。
了微妙的转变。譬如在对待“文艺恳谈会”问题上所表现的矛盾的态度，这
里有个人情感问题，认识模糊问题，也有慑于当时政治压力问题，从而出现
了复杂的政治倾向。不管怎么说，他此时仍然坚持自己的独特立场，表现了
有节的抵抗。对于川端康成这样一个作家来说，在当时那种严峻的环境下，
表示出这种立场是很不容易的，也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正如川端康成本人
自我解剖那样：“只是，我能自我辩护的，是我随波逐流，随风来顺水去，
而我自己既是风也是水”①。恐怕可以说，这是川端对这段历史的小结吧。
二 “最消极的合作、最消极的抵抗”
1941 年，日本上空乌云密布，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时年4 月，川端康
成应《满洲日日新闻》的邀请，同名棋手吴清源和围棋评论家村松梢风一起
到中国东北出席该报主持的围棋大赛。9 月，他又应日本关东军的特邀，同
改造社社长山西实彦、作家大宅壮一、火野苇平等再度到中国东北地方的奉
天（今沈阳）、抚顺、里河、海拉尔、哈尔滨、新京（今长春）和吉林等地
作了一般访问；之后，他独自留在奉天，等候秀子夫人，然后两人一起又到
了北京、张家口、天津、旅顺、大连作了一次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