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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观场面，岂非成为千古奇闻！再者说：宦官都在皇宫里，你杀宦官跑到大街上来干什么！
从《三国志·袁绍传》来看，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在哪里杀的宦官，但按照情理来推论，那肯定是在宫中，不可能在京城的大街上。而《后汉书·何进传》却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扑宦官，无少长皆杀之。”
可见，并不是在京城，而是在宫中杀的。《资治通鉴》的记载相同，当是取材于《后汉书》。
标题： 22 屯田制表述五误
内容： “曹操在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接受谋士们的建议，开始实行屯田制。当时，由于连年战争，许多土地已成为无主田亩。曹操就将其收归地方政府，一部分交给军士和黄巾降卒耕种，名为军屯；一部分招募失地农民耕种，名为民屯；耕牛和农具则由政府提供，同时收取五到六成的地租。这就叫‘屯田’。所谓‘屯’，就是居住方式军事化，耕作方式集体化，可谓当时的‘生产建设兵团’，曹操的军政府变成了农场主。”（《品三国》47页）
易书关于曹操屯田制的表述，上引之不到200字的文字，错误就有五处。现在根据《后汉书》，《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通典》，《晋书》的有关记载，纠谬如下：
第一，易书说曹操在建安元年（公元196）搞屯田制，分为军屯和民屯。实则先搞的是民屯，军屯则是在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曹操为魏王后，由军司马司马懿提出而实行的，前后相差了二十年。
第二，易书说：曹操将无主土地“收归地方政府”，用来屯田，这种表述是错误的。曹操在实行屯田制时，自上而下地设立了一套典农机构，类似今之农恳系统。最高的领导机构是中央的大司农；郡里设典农中郎将和典农校尉；县里设典农都尉；以下是基层的生产单位屯司马，每个屯司马辖屯田客50人。屯田机构独立于郡、县行政系统之外，农官和郡守、县令不相统属，屯田客也不编入地方的户籍，不归地方官管辖。所以这些无主的荒地，不可能“收归地方政府”，而应该是收归典农机构管理。
第三，易书说屯田的“耕作方式集体化”，这也是不对的。屯田客并不是集体耕种，而是每一家都从屯田机构租来一定数量的土地，由一家一户分散耕种，与原来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没有什么区别，收成后给屯田机构交纳地租。开始是“计牛输谷”，就是按照屯田客租赁官牛的头数纳租。后来改为按亩数和产量纳租，变成分成租。实际上，他们的身分是国家的佃客（佃户）。
第四，易书说：耕牛和农具由政府提供，也是不确的。屯田客可以租赁屯田机构的牛，也可以用自己的私牛。改成分成租后，使用官牛的，按官六民四的比例分成；使用私牛的，则是对半分成。
第五，易书说屯田“可谓当时的生产建设兵团”，这个表述也是不确切的。古今情势不同，有些事情很难比附。如果一定要勉强比附的话，那么我看：当时的“军屯”，可以比做现在的生产建设兵团；而民屯则有点像北大荒那种大型的国营农场（原来是集体耕种，现在也转为分户承包）。因为前者是军事性的“且耕且守”，一旦有战争，就可以拉出去作战。而后者虽然也是重要的兵源，青壮的屯田客也是后备的军事力量，而且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军事化色彩，但他们毕竟不是军人而是农民，他们的基本任务是生产粮食而不是卫戍或作战。
标题： 23 韩馥不是被袁绍干掉的
内容： “那边西北军还在肆虐，这边关东军已经火并。先是兗州刺史刘岱杀了
东郡太守桥瑁，后是渤海太守袁绍干掉了冀州牧韩馥，再是袁绍和袁术两兄弟互相拆台。”（《品三国》48页）
在这段文字中，有关韩馥之死的表述是不确切的。
据《后汉书·韩馥传》：韩馥原为冀州牧。初平二年（公元191），时任渤海太守又是关东联军盟主的袁绍，施用阴谋诡计，胁迫韩馥让出了冀州，自领冀州牧。以韩馥为奋威将军，只给了他一个空头衔，手下既没有一兵一卒，也不给他配置官属。韩馥在冀州呆得又憋气，又窝火，便离开了冀州，到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去投靠陈留太守张邈。临行前，袁绍会聚百官，在邺县的南门外为韩馥摆酒饯行，并派出一支骑兵，护送韩馥及其家属。张邈与韩馥有旧交，对韩馥到来甚表欢迎，对他的全家做了妥善安置。
过了一些日子，袁绍有公务去会见张邈，恰巧韩馥也在座。袁绍和张邈商议一件军机秘事，互相耳语了几句。韩馥起了疑心，以为他二人想要除掉自己，便托称更衣（上厕所），在厕所里以书刀自杀了。书刀是一种小刀，当时虽然已经出现了纸，仍然常常在竹木简上写字，如书写有误，便用书刀刮去，然后改写。所以官员和士人都随身带着这种东西。
从韩馥之死的整个过程来看，是与袁绍有关的。你不夺了人家的冀州，几乎把人家逼到绝路上去，人家也不会死。但袁绍并没有杀韩馥之心，也没有那个必要，韩馥是由于自己起疑心而自杀的，并不是被袁绍“干掉的”。从法理上来讲：韩馥丢掉冀州，罪在袁绍，在因果关系上有必然联系；而韩馥之死，则与袁绍没有必然联系。
令人不解的是：易书在54页竟又冒出这么一段话来：
“韩馥让出冀州后，始终在惊恐中度日，最后自杀在厕所里。”
那么，韩馥是怎么死的呢？是自杀的呢？还是被袁绍“干掉”的呢？为什么前后的表述如此矛盾？
标题： 24 董卓军队便装出城？
内容： “董卓这个人，野蛮归野蛮，却也狡猾。据《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
引《九州春秋》，董卓初进洛阳的时候，兵马其实只有三千。董卓怕镇不住，就让他这三千人每天晚上便装出城，第二天再大张旗鼓地进来，一连四五天，天天如此，结果人人都以为他有千军万马。”（《品三国》52页）
这段表述是否与《九州春秋》原著的意思相符呢？我们就来对照一下：
“《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大张旗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对外张扬说：西北兵又进入洛阳来了。）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
对照之下，我们发现：所谓“让他这三千人每天晚上便装出城”的内容，原文是没有的。古代物质条件匮乏，汉末三国时期尤甚，让三千士兵都换上便装是有困难的。为了掩人耳目，只能在夜间偃旗息鼓，从四个城门分散出城，如此而已。
标题： 25 玉印何来？
内容： “据《三国志·武帝纪》正文及裴松之注引《魏书》，为了说服曹操，袁绍还在‘促膝谈心’的时候，悄悄出示了一颗玉玺（大约是袁绍私刻的），意思是说你看天命在此了。……于是曹操就大笑着说：我可不听你的，我就不听你的！但在暗地里，在心里面，而且就在这一天，曹操已经把袁绍认定为背叛国家的奸贼，一个厚颜无耻的窃国大盗，列入了必须予以消灭的黑名单（益不直绍，图诛灭之）。”（《品三国》54—55页）
按《三国志·武帝纪》的原文，本来是说袁绍得了一枚“玉印”，易中天却改为“玉玺”。印和玺是有很大区别的，只有帝王的印才能称为玺，而印的范围却非常广，官员和百姓的印章都可以称为印。
不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不去管它，单说这玉印，是从何而来呢？原文没有说，易中天却加上一句：“大约是袁绍私刻的”。当然，他不可能有什么证据，这只能是他的一个猜测而已。
清人赵一清却另有一说。他根据《后汉书·徐璆传注》，说这枚玉玺就是孙坚所得的传国玺，是孙坚死后袁术从他妻子那里抢过来的。举着玉玺给曹操看，是袁术的事，《三国志》错写成袁绍了，弟弟的事当成了哥哥的事，这是“陈承祚（陈寿）之疏也。”（《三国志注补》卷一）
当然，这也是一种猜测。而且赵一清也混淆了印与玺的区别，原文说的是印，而不是玺。
那么，这颗玉印，是袁绍私刻的呢？或者就是那颗传国玺呢？还是另有来历呢？由于文献不足，我们已经无从论定了。疑者缺之，不求强解，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还是不要妄自猜测为好。
标题： 26 二袁高下辨
内容： “其实袁术用不着看不起袁绍，他们这哥俩实在是半斤八两，其共同特点，是出身高贵，自命不凡，又愚蠢透顶，而且一个比一个牛，一个比一个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