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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宛姑娘不是去了老河口吗？”
小李姨说：“她跟那个稽查科长早分手了。宛儿姐其实是很勇敢的，她跟他实在过不下去， 就毅然决然跑回来，在报上发表了一个离婚声明，就拉倒了。再复杂的事情，只要一咬牙， 就变得简单了不是？”
父亲避开小李姨的目光，半晌说不出话来。
小李姨又说，“我跟宛儿商量好了，我们俩这一辈子就一个人过了！”
父亲问：“为什么？”
小李姨瞥了父亲一眼，“女人的心有多重，你们男人是掂量不出来的！”
我作为一个未满十岁的男人当然也是掂量不出来的，但我十分想念宛儿姨。她颤颤的手指， 她哀婉的表情，她脸颊一红陡然发窘的样子，她抚筝而泣的侧影，她的痣。还有那本沉重的 厚书。父亲很久没翻过那本厚书了。
父亲见到小李姨以后，我就像暗探一样盯着父亲。当天晚上，我就发现父亲从破皮箱里拿出 了那本厚书，放在手中抚摸着、抚摸着，却没有翻开，又把它换了地方，装进了邮袋。父亲 说过，“万国公约”规定，这是一个受到保护的邮袋，就是在打仗的时候，谁也不可以侵犯 邮袋。
小李姨开始教我们唱歌。她说，她曾去女师音乐科进修，宛儿姐就是她的老师。她要我们学 会用心灵唱歌，不要扯着嗓子干唱。她教的歌儿不再是《小白兔乖乖》，而是《我的家在东 北松花江上》。她是眼含泪水教唱这支歌的，唱到“流浪、流浪”的时候，她哭起来了，全 班同学都跟着哭起来。“爹娘啊，爹娘啊……”我记得，我们是唱到这里的时候由哽咽不止 而齐声痛哭的。战争时期的孩子会为失去家乡和家乡的亲人而落泪，却不会为失去生 日蛋糕而哭泣。我所以哭，是因为想起了薛姨。请原谅，写到这里，我的心又在颤栗。我不 得不摘下老花眼镜，拭去没有苍老的热泪。
小李姨教我们唱了好几支歌，除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有《大刀进行曲》、《兵 农工学商一起来救亡》，还有一个在风雨中流浪的《难童歌》，一个农夫要“ 多打些五谷送军粮”的《二月里来》，一个漂泊异乡的大姑娘思念家乡、梦见爹娘、又做了 一身寒衣送给情郎去打仗的《四季歌》。然后，小李姨就扯下她的红缎子被面，在火红的被 面上写下了墨黑的大字：“抗日募捐队”。
我开始对父亲的鼓子曲和他整天念叨的《劈破玉》表示不敬，而且盯住了父亲存放鼓子曲稿 的邮袋，感到那是一个很好的募捐袋，几乎是用最后通牒的语气讨要那只邮袋。出乎意外的 是，父亲听我说明了用途，用一种终于发现了“吾家千里驹”的眼神对我刮目相看，毫不犹 豫地掂起邮袋，“吐吐噜噜”把曲稿和那本厚书都倒了出来，又跟我母亲小声嘀咕了几句话 ，把一叠细心查点了两遍的纸币和铜板塞到邮袋里，才把邮袋交给我说：“这是一个极好的 募捐袋，我和你妈妈给它垫了垫底。但是，你要记住，这一个月，也许更长一些时间，我们 是不能吃肉的了，只能吃豆芽，懂吗？你和哥哥、姐姐要轮流值日，帮助妈妈给豆芽择尾巴 。”
我十分讨厌择豆芽，而我们的募捐十分成功。
小李姨瞄准了这个商埠上每一家稍大一些的店铺。一大早，当店铺里的算盘都被账仙儿举在 手中摇着，让算盘珠儿发出炸豆般的声响以祈求赵公元帅多多保佑的时候，红缎子被面就卷 着江上的风如猎猎作响的火焰沿街烧过去，我们的两列纵队会随时变成横队迅速包抄，依次 堵住每一家店铺的门脸，然后开始演说、唱歌、高呼口号，好像日本鬼子就窝藏在这家店铺 里。我比较荣幸地突前站在小李姨身边，拎着邮袋唱歌。我把邮袋口撑得很大，让它几乎可 以钻进去一头牛，而钻进去的常常只是一些面额很小的毛票和铜板。对于每一笔捐款，无论 数量多少，小李姨都要当众查点，高声报数，请店家把捐款数目写在我们的募捐簿上。
在一家名声很大的粮坊门前，我们唱完了三支歌，才有一个傲慢的铜板飞出来，“当”地落 在地上。小李姨拾起铜板，如拾起一个金元宝似地高高举起，唱歌儿般地向人群宣告：“国 家兴亡，匹夫有责。赵大掌柜为抗日将士捐献铜板一个！”人群里一片哗笑。赵大掌柜的脸 上就露出猪肝的颜色，说：“别急，别急嘛，怪我拿错了！”又发狠地拿出一块银洋，捏在 手指间，映着太阳摇晃，让大家充分感受到银元的光泽，再向银元吹一口气，让它发出蚊子 振翅的声音，接着就有一道热乎乎的亮光画了一道弧线，倏地钻进了我的邮袋。小李姨又扬 嗓高唱：“赵大掌柜爱国心切，再次慷慨解囊，为抗日将士再捐‘袁大头’一枚！”人群里 就拍起了巴掌。
小李姨神情端庄，目光闪闪发亮，报数的声音如百灵鸟儿凌空歌唱。各个商家听了，竞相攀 比捐款的数额。我和小伙伴们都为商人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一开口唱歌又首先感动了自己， 泪水就从一张张小脸上落下来。人群中也有眼泪落下来。小李姨报数的嗓音越发清脆感人。 我也越发感觉到了邮袋的重量。邮袋搭在我的肩头，会使人想起一个大褡裢搭压在一头小毛 驴背上的样子，两端都几乎拖在地上。为了不让它沾染灰尘，我踮着脚尖走路，骄傲地挺起 了胸脯。赵大掌柜却在身后喊叫：“都说咱荆紫关的女子能撂倒三个省的男人，这女子领着 一群娃子，倒是把咱荆紫关的男人当猴耍了！”有人接腔说：“别吃后悔药了，反正，不是 往女人那个窟窿里入钱！”
红缎子被面忽啦啦地爬上古镇北边的斜坡。斜坡上有一个大户人家给老太爷过六十大寿。我 们挤进门楼，就被喜棚堵住了。一个女艺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正敲着八角鼓唱大调曲子，加 上为她伴奏的三弦、古筝、檀板，完全占领了我们应该占领的地方。女艺人对面的堂屋里， 坐着一个身穿黑缎子马甲、蓄着八字胡的老人。两边的喜棚里坐满了贺寿的宾客，都摇头晃 脑地欣赏女艺人的表演。我看见过这个女艺人，镇上人都叫她“浪三省”，也有人叫她“花 野鸡”。她去福音堂做过礼拜，却没有人愿意挨着她坐，她就蜷缩在教堂最后一排的角落里 ，孤独地占领了一条长凳，好像是一个被上帝所抛弃的女人。她的嗓门唱不好赞美诗，总是 跑腔走调地窜到高音区独领风骚。一个热心肠的寡妇举着小木箱为贫苦教友募捐时，她也早 早地把钱掏出来举在手上。寡妇却视而不见地从她身边越过。她就哭泣着离开了教堂。
我听不懂“浪三省”唱的什么曲儿，但她唱得太妩媚、太卖弄、太腻味了，一个字的拖腔 也会从喜棚里长长地扯出去，从屋檐上绕到树梢上，把树叶儿撩得飒飒乱晃，再从树梢上掉 下来，钻到喜棚的人缝里窜来窜去，在每个人的心口和耳膜上挠着痒痒。我有点儿哲学意味 地发现，她唱的与我们唱的不是一个物质世界里的精神产品。喜棚里的喜庆气氛与我们沉浸 其中 的“抗日情感”也相去甚远。但她毫无停下来的意思，她和贺寿的客人都没有发现我们的存 在。我开始感到焦虑和气恼，却忽地看到父亲也挤坐在喜棚的一角，把数年前他与宛儿姨共 同使用过的大书夹子放在膝上，捏着一支钢笔，一边两眼发直地听，一边满头冒汗地记。
我为父亲在如此浮华的场所如此煞有介事、如此偷偷摸摸地记录浪三省的曲文感到羞耻，为 了制止浪三省的演唱，也是为了打断父亲的记录，我暗自约好小伙伴，倏地跳到浪三省面前 ，忽啦一下，扯开了我们的锦绣红旗。喜棚里惊炸了。浪三省躲在乐师背后，抚着胸口喊叫 ：“哎呀，我的老寿星呀，这是哪儿来的刀客？”老寿星望着大红被面说：“哦，募捐队， 是巧要饭儿的吧？”父亲站起来说：“高老先生，他们是本镇小学的学生，有几个是H大学 的教工子弟，错不了的。那一位是小李老师，他们也排练了很好的节目呢！”高老先生说： “恕老朽看花眼了，小李老师请坐！”小李姨说：“对不起，学生年纪小，冲了这位大姐的 场子，就让孩子们替她唱几支歌儿，给老寿星拜寿！”
我记得，我们刚唱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客人中竟有一个大汉子号啕大哭起来。高 老先生说：“李副官，我知道你是想家了，你不要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