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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后，我被她拉回了家。
她家住在地委的家属楼里，不很大的空间，简朴而整齐，屋里最显眼的是满柜满桌的书，我敬畏地感觉芊芊父母是做学问的人。
见我们回来，芊芊母亲热情地迎上来，拉着我的手说：“哟，你这个同学长得好秀气呀。”我不习惯与人这样肌肤亲近，怯怯地抽回了手。芊芊母亲长得也很漂亮，和我母亲的美却全然不同。她穿着蓝布褂，梳着齐耳短发，嗓门洪亮，像电影里的女游击队长。她仔细端详了我的衬衫，这是离开上海时奶奶送给我的礼物，精致时髦，小城市里绝对买不到。芊芊母亲却充满信心地说她可以仿造一件。芊芊父亲是一个儒雅沉稳的人，一直坐在椅子上看书，在我们叽叽喳喳讨论着服装的时候，他偶尔会抬起头来，宽容而温和地一笑。我能感觉，这个家庭那种温馨和睦的气氛。
几天后，芊芊穿上了她妈妈亲手做的新衬衫。尽管手工做不出我衬衫上精美的刺绣和繁复的蕾丝，但鲜艳的大红色替代原有的粉红，更为明丽夺目。最重要的是，这里凝聚着一个母亲对女儿的耐心爱心和对女儿意愿的尊重，让我羡慕得心里隐隐发痛。
作为去她家吃饭的回报，我用从上海带回的指甲油把芊芊的十个手指头染得血红。她惊喜地在阳光下摊开手指，快活地高声尖叫，并问我这美丽的蔻丹是否一辈子都不会掉。
童年时芊芊的友谊并没有在我生命中留下太深的印迹。她是一个天性热情的人，喜好交朋结友，尤其是对她心仪的女孩子，她总是固执地想走近，就像她固执地走近我。所以，她身边一直有很多女孩子簇拥，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我并没有奢望“霸占”她的友谊，或者说，也并不想独占。我心中缺失了太多的感情，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同性那微薄的一点友爱远远填不平它。甚至当我决定再次离开凤凰城返回上海时，竟没有想到给她打个招呼。对于她的热情，我显得冷酷而凉薄。回上海后，我也没有和她通过音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如果不是后来她再一次主动地走近我，我真的已经快把她忘了。
长久得不到爱的孩子通常也会忘记给予。
为什么要再次回到上海？我想或许是想逃避母亲无休止的责骂和裴望的刁难折磨，或许是怀念在上海任性妄为纵横江湖的快意时光。
然而，回到上海我才发现，一切又已物是人非。新的学校新的同学，让我旧日的“风光”无处可寻，而长久的封闭和收缩让我已经不能够“重出江湖”。我甚至不会融洽地与同学交流和沟通，流畅地说话对我来说是困难的事。他们又开始嘲笑我小城市土气的穿着和举止，这一个新的圈子再次将我排除在外。
在凤凰城，我被人看做是上海人，到了上海，我又被看作是凤凰城人。我悲哀地发现，我成了一个没有故乡、没有家的人。每一个地方都将我当做异类，每一种文化我都无法融入。我的灵魂没有根，只能在空中凄凉地游荡，找不到安息的家园。
渐渐地，我长成一个身材纤细，面孔苍白的少女。冷漠是我对付这个世界的唯一武器。我唯有以抵御的姿态来维护自己不受伤害，告诉自己，我不在乎。但是，我有一双不安分的眼睛，里面燃烧着激情和狂野，我时时觉得内心有什么东西在隐隐作痛，有很多压抑的情感在胸中涌动。我害怕，怕它哪一天像滚烫的岩浆般喷薄而出，怕它的烈焰会将我灼伤毁灭。我不得不大口地喘气，将这股烈焰平息。
逐渐地，这股烈焰在我心中长成一株病态的植物，色彩诡异，芳香馥郁，但是，有毒。
16岁，我再次回到凤凰城。命运便是如此地捉弄我，永远在上海和凤凰城之间游走，永无停止，永无安歇。这便是我可悲的宿命。
6年过去，家中并无大的变化，腐朽的大杂院，破败的木板房，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母亲依然穿红着绿，但脸上的颜色显然褪败，精力却依然旺盛。父亲变得肥胖而迟钝，脸上挂着被生活重担压垮的麻木。裴望长大了，他漂亮如故，却显然并不是父母期望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恰恰相反，他顽劣不堪，无恶不作，是令老师和学校头痛不已的混世魔王。但母亲依然偏袒着他，总能找出一万条理由来为他的行为辩护。他对我倒不似童年时那般恶劣，但我们姐弟间那道天生的隔膜永远存在，彼此冷漠，不闻不问。
芊芊的友谊，在一定程度上滋润了我缺失情感的干涸的心田。但，只在表层，并未深入内里。对我，芊芊的姿态是OPEN的，她的故事我都有参与，无所不知。对于我，尽管芊芊完全透明，但我却不能以同等的姿态对待她，因为我的心不像她那么阳光，什么都可以拿出来说，无所顾忌无所掩饰。我心里的黑洞太多，一旦跌入便万劫不复，那是芊芊这样的女孩无法想象和承受的。
但我们仍是最好的朋友，我们彼此见证和观望对方的成长，就像看到另一个自己。
芊芊的童年和少年，几乎是幸福童话的最佳演绎，就像一枚24K足金的项坠，没有一丝瑕疵。可是，在命运转折的最关键时刻，她却一头栽进深渊。从她那头参差不齐的短发上，可以看出她的失落和悲愤。不知为何，我和芊芊命运的转折都用头发作了诠释，仿佛这一缕青丝有着某种象征的意义。
这或许也是一种宿命。
芊 芊
关于父亲的回忆，于我是痛苦而艰难的。我从来没有办法在一种正常和理智的状态下，用文字准确地表达我的感觉。提起父亲，心灵深处的某一根弦便会被瞬间触动，我像一个蒙昧的村妇，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一堆雪白的面巾纸在面前迅速垒起，像孤独的坟茔。然而，留在纸上的却都是一些语焉不详的片段，七零八落。
人在悲痛中是无法准确地诠释悲痛的。父亲已经离开我十几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十几年几乎是半辈子，什么爱恨情仇，大喜大悲都会在岁月的抚摸和侵蚀下变得模糊暧昧，蒙不清。偏偏关于丧父的悲痛竟不能消融、减轻半分。我时常在梦里看到父亲，他对我默然微笑，一如当年。我竟然无一例外地在梦里奢侈地痛哭，有时已明明知道是梦，却不愿醒来，任性地在半真半幻里心痛如绞，泪湿满襟。
从18岁以后，我开始遍尝人生的各种灾难和打击，苦难于我而言已是家常便饭。我可以面色自如，甚而谈笑风生地提及我的苦难，更多的时候，它甚至是一种资本，一笔财富。我冷静地叙述，赚取了听者的眼泪，自己不哭。然而，叙述父亲，我却是一个最拙劣的演员，我一句台词还未能说清，听者还一头雾水，我自己已泣不成声。
因为，父亲的走已经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历史，无论我如何地去努力，都再也寻不回我亲爱的父亲。这无法弥补的伤痛是一道终生无法痊愈的疤，是我一生，永远的憾恨和创痛。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父亲之于我，其意义和影响绝不仅仅是一个父亲对女儿那么简单，他是我精神的偶像、生活的支柱、幸福的源泉。他用自己全部的心血和爱，为女儿筑起了一尊纯净透明的象牙塔，安宁幽雅，纤尘不染，保护着女儿不受伤害。可是，他的离去，像一道分水岭，将我的人生硬生生地划分成两半。他的走，与我后来所有的人生际遇紧紧相连，成为我生命里一个重要的标志和符号，它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影响了我整个的一生。
父亲对我的好，可以用慈爱宽厚，无微不至来形容。所有描写父爱亲情的艺术作品，从来没有感觉到虚假夸张或是不真实，因为对照父亲的言行，竟丝丝入扣。台湾诗人余光中说，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许多女儿在少年时都会将对异性的神秘和爱慕倾注到父亲身上。一个父亲成为女儿的第一个精神偶像并不难，难就难在他竟能十几年如一日将这个“偶像”的角色扮演到完美，直至辞世都未曾有丝毫改变。并且，因为他再也没有机会“犯错误”，再也没有机会将这个“偶像”的完美形象损坏，他便以悲悯宽厚、无懈可击的慈父形象在女儿心中得以永生。
父亲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在凤凰城这个小地方，颇有些木秀于林之势。他斯文儒雅，性格敦厚，极为自律，兼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切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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