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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时候，桑确实是我最大的期盼和安慰。每天我一上车，就眼巴巴地等待他的到来。他通常会站在市中心的车站等我。每当路过那个车站，我便会伸长脖子，殷切地张望。
凤凰城的冬季，终日飘着绵绵的细雨，数月难见一个晴天，太阳更是不可望的奢侈。我从书上得知有的地方常年阳光明媚，四季开满了鲜花，我幻想自己也能够穿着洁白的长裙和干净舒爽的皮鞋，优雅闲适地走在整洁平坦的大马路上。
可是，那个冬季，我成天穿着臃肿的灰紫色棉衣，奔波在泥泞污秽的马路上。我的鞋永远是湿的，裤子上溅满泥点。我在狭窄拥挤的车厢里来回奋力奔走，手中高举着票夹，拼命拉扯着嗓门喊着：“买票！买票！”
这漫长的冬季，似乎永无尽头，我终日行走在淫雨霏霏的大街上，像一个潮湿发霉的小土豆，看不到一缕阳光！
春节又到了。
曾经，我是那么的盼望着过年。母亲会提前一个月准备年夜饭，香肠、腊肉、炸酥肉、裹蛋卷，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我和父亲会配合着吹猪肠、裹面粉、摊蛋皮……家里终日飘逸弥漫着食物的清香和亲情的温馨。我会得到压岁钱，不多，但可以上街吃一些米皮、羊肉粉、豆花面等风味小吃，可以买一件心仪的衣服或是一双皮鞋。
可是，这年的大年三十，我依然要去跑车。我走在大街上，尽管没有太阳，但随处可见的红灯笼和花花绿绿的大条幅使这个城市笼罩在一种节日的气氛中，显得喜气洋洋。人们手里提着各种礼品、食物，穿着色彩鲜亮的新衣，一个个兴致高昂，喜笑颜开。我穿着黯淡的灰棉衣，布满泥污的皮鞋，木然地穿梭在欢快的人群中，像一个灰色的影子，暗无光彩，悄无声息。我奇怪周围的人怎么都那么愉快，我奇怪这欢快的气氛怎么竟与我无关。
晚上8点，终于收工了。大家都热热闹闹地聚在家里吃年夜饭，大街变得空寂冷清。我和桑回到家里，母亲并没有准备丰盛的食物。父亲的离去令她心碎神伤，她变得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一切都冷淡而漠然。她不再热衷于食物的花样翻新，不再把家整理得井井有条。她懒散而颓废，草草地打发日子，有时甚至连被子都不愿叠。只是在深夜，她会惊悸地哭泣，尖叫着：“老杨！老杨……”我会惊恐地跑到她屋里。母女俩张皇地对视，良久，她会颓然地挥手：“去睡吧。”
我躺在沙发上，泪水“哗哗”地往下流。我想起去年的年夜，我们一家3口在父亲的病榻边度过。父亲一直是家里的主心骨，母亲习惯了在丈夫的呵护下，做一个虽然辛劳，却甜蜜快乐的女人。虽然父亲不能说也不能动了，可他人躺在那里，也是一种安慰，就像母亲所说，总是比看相片好啊！我们3人在一起，还是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可如今，人去楼空，家里的天空塌了，母亲的精神支柱也倒了。
桑不知该如何劝慰我，只是像哄小孩一样说，好了，好了，别哭了。在他的概念里，只要我哭的时候他能不对我发脾气就算宽容了，至于我为何而伤心，他是从来不问也不懂的。
母亲一直不同意我和桑谈恋爱，一来她认为我此时应以前程为重，不该早恋。二来她认为桑外表桀骜不驯，不似谦谦君子，又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恐怕心理会有些扭曲。她认为我之所以当上售票员是上苍对我早恋的惩罚。
可是，年三十的夜里，桑要走，母亲却突然软弱地说：“你今天，就住在客房吧。我们家……人少……”
母亲一直对男性有一种莫名的崇拜，就像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在精神上依赖和崇拜她的丈夫。当父亲病倒在医院，她又把惊慌失措的目光投向小她20岁的弟弟——我的舅舅。我和母亲两个女人组成的家是凄凉的，母亲想说的是，我们家没有男人。
女人的世界不能没有男人。尽管她并不喜欢桑，可桑是男人，男人能给女人带来安全和安定。她却不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男人的力量可以保护女人不受伤害，可当他反戈，则是女人最大的恐怖和灾难。
桑就此住进了我家客房，不再搬走。
第二天，大年初一，我和司机约好6点半在湘江河边的广场上车。
我在半梦半醒中挣扎着睁开眼，一看闹钟，已是凌晨6点，赶快强令自己离开温暖的令人留恋的热被窝，哆哆嗦嗦地穿上冬衣，拉开房门，冲进了刺骨的寒风中。
这天不知为何特别的黑，简直可用伸手不见五指来形容。我跌跌撞撞地跑到指定位置，还好，车还没来。我松了一口气，站在路灯下安心地等车。
夜是那么冷寂，风呼啸着从耳边掠过，冰冷凄厉。我穿了厚重的棉衣，可仍冻得蜷缩成一团。贵州的冬天由于阴雨缠绵，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厚重的湿气和寒气。这种阴冷可以穿越厚厚的冬衣，钻进你的每一寸肌肤，直至深入骨髓和血液，将全身的每一个部分连同意志全都冻僵。我拼命地跺脚，跳跃，转圈，仍无法驱走这浸入骨髓的寒气。
10分钟、半小时、1小时……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车还没来。
我莫名其妙，不禁暗暗抱怨一定是懒惰的驾驶员睡过了头。
我开始借着路灯微弱的光线读电线杆上的广告，用我正在学习的普通话大声地诵读，借以壮胆和打发时间。所有的广告都读完了，车还没来。不光没来，大街上像死一般地沉寂，一个人影儿也没有。
突然，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荒凉无边的大旷野中，一种恐惧感和孤独感油然而生。从小我就是一个惧怕黑夜的人，经常因为胡思乱想而吓得蜷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可如今，我竟在这冬季的黑夜里，独自站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我怕这死一样的寂静，我更怕遇到歹徒，满面横肉，劫财劫色……我被自己可怕的想象吓得手脚冰凉。
仅仅在几个月前，我还是高中校园里一个矜持高傲的女学生。我是同学们倾慕和崇拜的对象，我幻想着自己能考上北京的大学，就像传说中的杜鹃公主，飞出这幽深荒凉的大山，飞往一个五彩缤纷、灿烂明媚的大千世界……
可是，父亲的病将一切美梦粉碎。短短数月，我竟沦落到如今这狼狈不堪的凄惨境地。我自伤自怜，自怨自艾，一阵悲从中来，竟放开嗓门“哇哇”地大哭起来。
久久压抑于心底的悲痛和委屈一旦决堤，便有如山洪暴发。我站在湘江河畔昏暗的路灯下，在凄厉萧瑟的寒风中，纵声大哭！这哭声在空旷的广场上空回荡，委实惊天动地，响彻云霄！我像个受了委屈的幼童，无所顾忌地放声痛哭。眼泪纷乱地滑落下来，和着冰凉细密的雨丝，在脸上蜿蜒盘旋。我高声哭喊着：“爸爸！爸爸！你在哪里？你为什么抛下我？你听到了吗？快回答我呀……”
我奢侈地、任性地痛哭，绝望地、歇斯底里地痛哭，却怎么也哭不尽心里的冤屈和不平。
不知哭了多久，一个老头出现在我面前，惊异地问到：“姑娘，你怎么了？”
原来，他是广场的看门人，听到外面哭声震天，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惊恐地披衣出门看个究竟。当得知我是售票员，在此等公共汽车时，吃惊得瞪大了眼睛。原来此时才凌晨4点钟，而我在懵懵懂懂中看错了时间，不知是半夜2点或3点就跑来了。
我向老头道了谢，又痛哭着一路跑回了家。
我必须放弃，哪怕从此以后我再也找不到一份“正式”工作，也不要这一份。母亲见我如此坚决，也默认了。好在工作不是一个人，不会死乞白赖地拽着你。我辞了职。
两个月后，我参加了全国统一的成人高考，成绩在凤凰城位居榜首。
我填报了新闻专业，虽然在凤凰城做不成主持人了，但向往电视的心更切，真可谓“求之不得，辗转反侧”。
因为我没有“单位”，便留了桑的联系地址，托他转交于我。我没有留母亲的地址，大约是认为信封上写上“凤凰城电视台杨芊芊收”是很光荣的，至少证明自己与电视有了些关系。
但是，录取时间已经过了，我却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而和我一起参加考试的同学都已纷纷去学校报到。
我很奇怪，问桑，他表示也不明所以。
这一天，桑不知从兜里掏什么，“啪”的一个信封掉了下来。他慌张地去捡，可我一瞥之下，竟赫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一把将信封抢到手里，信封已启了口，我抽出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