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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活动。同事们专业之外的才能会让你大吃一惊！所以，何不给他们一个表现的空间派对，也让自己从中多了解他们一点？比如举办一个“表演艺术周”，压轴活动是一个稍显正式、供员工及家属同乐的晚会。
好书大家读。有家公司每星期停工2小时，老板员工共同阅读一章关于品质、客户服务、组织变革等主题的书。另外某些公司的做法是，董事、工程师或任何受一本小说或一部戏剧感动的人，每个月办一次非正式的读书会。真好！
春季大扫除。重温妈妈们春季大扫除的闪电战术。整整两天，每个人穿上特别印制的T恤装备打扫房子，扔掉旧档案，清理冰箱，做任何能让你感觉重新开始的事。
迎接春季训练。每年4月，芝加哥小熊队的球迷都想重温世界大赛冠军的美梦。我们的企业为什么不？这一项比上面所说的清除与清扫境界更高，而且迈向的目标更为根本。请花两整天让全体员工参与春季训练，反省过去的“得”与“失”，就能重新燃起对彼此和组织愿景与价值观的使命感。
可是，如果你不用心，任何策略都会弄巧成拙。即使是小小的庆祝活动，也可能变成没有威力的空包弹。我的建议其实没什么特别，这份清单只是希望你把注意力放在重生本身，放在大部分农夫每年都会经历，却也被大部分公司完全忽略的大地重生现象上。在我们这个渴求生气蓬勃，但是从大小公司身上得到的却每每适得其反的经济社会中，这毋宁是一种策略性良机。
魔术数字153
“平衡就是死亡……要不断寻求非平衡状态。”
——凯文·凯利，《失控：新生物文明的崛起》
万岁！
32
我知道这观念不是因为舒马赫（EFSchumacher）；坦白说，我还没有读过他的那本《小就是美的》。也不是我的天生倾向；我很早以前就倾心于大企业的庞大有力。
也许这观念来自伦·麦克佛森（Ren McPherson）。20世纪70年代他在达纳汽车零件公司（Dana）开“员工第一”导向之先河，因而挤进《财富》杂志的企业名人榜。1979年我为《追求卓越》这本书做先期研究时，他告诉我他喜欢工厂维持小规模。他说，如果工厂扩充到几百个员工，员工会渐渐失去活力。（达纳企业的工厂主管被称为店长，就是为了保持整体有活力的亲密感。）
“员工第一”，可能不适合形容爱默生电力公司的查克·奈特（Chuck Knight），查克顽固严肃，疯狂追求效率，可是他也喜欢保持高度的活力，因此也喜欢小规模的部门。
中等规模企业的成功与其规模大小不成比例，虽然我当时就对这个现象越来越有兴趣，可是直到10年后它才成为我的注意焦点。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竞争日渐白热化，我才开始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保留中等规模。
ABB管理顾问公司的佩尔西·巴列维（Percy Barnevik）把20万人的企业分成5 000个单位，每个单位平均只有40人。他受的训练虽是工程方面，逻辑却和麦克佛森或奈特一样不同于传统（就工程背景的标准而言）。他告诉我，不断的创新与对顾客的关心，是每个竞争市场上的重要因素，而它们只来自“生气蓬勃、执著不移、活力充沛”的单位，也就是小单位。持同样理由，采取同样做法的人还不在少数。
这些尚未臻于成熟的构思，上下限应该划在哪里？维京集团的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又是另一个小单位的拥护者，企业一扩大就将它分割为小。他说如果公司人数超过五六十人，员工就会“迷失在权力的走廊上”，所以标准是50人上下。迈克尔·沃尔什在领导联邦太平洋铁路不同凡响的大变革时，将单位人数限定为600人。虽然他非常讲究逻辑，可是把这庞大的铁路公司敲成600人的小碎块，原因却极为个人化：部门经理人一定要知道他们所有员工以及主要客户的名字。
50左右是下限，600是上限。可是除了直觉（即使这些直觉来自聪明人）之外，决定规模大小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有。
安东尼·杰（Antony Jay）在他划时代的著作《公司人》（Corporation Man）中，对于单位规模做了仔细的考察。他写道：“我感觉……适当分组甚为重要。大概四五百人最好。”他的直觉来自对澳洲内地、巴黎市郊和无数学校与企业所做的研究。
“置身于一个500人的单位，你会感觉自己是其中一分子，”杰这样解释，“知道如果你离开，每个人都会注意到你留下的空位……这在团体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对你所能规避的责任有重大的影响。试想，如果你想在一个600人的村落里发生外遇，可以想见，从有个人起了疑心开始，到整个村庄都议论纷纷为止，其间不会超过12小时。”
更新的研究把这魔术数字定在150（根据某项分析，定为153人）。人数在100～230之间的团体处处可见。英国杂志《新科学家》曾经报道：
“现代军队中，最小的独立单位一般在130～200人之间……社会学家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知道150～200之间是个应该严守的门槛，公司如果再大，就会面临员工超乎比例的缺席率及病假率的后果……
“大约公元前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东一带的村落一般都只有120～150人……胡特人是当今北美宗教团体的一支，他们群居耕作，也将150视为一个社区最大的人数上限……他们发现，如果社区人数超过150人，他们就无法运用同侪压力，以控制社区居民的行为。”
这些观察涵括的范围极广，而基石来自一项称为“社会智力推论”的研究。原始部落最多不超过55人，其理由是“社会调适”。这原是猴群社会中猴与猴之间借以巩固关系的一种主要机能，只能一对一进行。因此，根据《新科学家》所言，关系密切的猴群团体中，猴子的数目上限要视足够它们互相舔舐、求偶和捉虱子的时间而定。
通过语言沟通的社会调适在人类社会中一直举足轻重。“传统上我们都认为语言的进化是为了使人类交换有关食物与狩猎的信息，”《新科学家》又说，“可是为什么人类比其他原始动物更需要语言，却很难解释。比较可能的推论是，语言的进化是为了使人类结合更多的人到他们的社会群体来。”该研究精确指出，语言的调适效果比非语言高出3倍：“比如说，学生宿舍里的对话人数一般都是3～4人……如果人数多，就会分为几个小一点的对话团体。因此，语言的特性似乎和互动团体的大小关系密切，以保持成员间的亲密感。”
然而，在早先大量生产和高度精细分工的时代，传统艺师的想象力沦为机器逻辑的附庸，我们已背离了这个上限。如今，曾经蓬勃的智慧、想象力、艺术才能等再度抬头，而150人也可能再次成为适当的团体规模。不但麦克佛森、布朗森等人认为如此，连比尔·盖茨也在力抗惊人的增长，把200人视做理想的单位规模而严格把关。
2…3…9
。两百三十九。
你能想象吗？239。我去探望我的母亲时，某天外出做日常的休闲散步。那是1994年9月23日，我正好经过一所学校的行政大楼，那里一片车海。
我愣住了。我停下脚步来数车子。239。就是这个数，而且我还没把来宾停车位和显然出勤到这里来服务的车辆（比如电话公司的工程车）算进去。
我要下几个很荒谬的假设：他们没有实施车辆共乘制，每个人都开部车来。那天没有人缺席，所以总部大楼里有239个人。真可笑。
我实在看不出来一所县立学校的行政大楼（即使在曼哈顿）为什么需要50人以上的职员。这真是官僚到极点。最后一点，最靠近大楼前面的是校长的保留车位。我们总不愿意看到他光着脚丫子，或是被雨淋到吧？
所以，我们不妨来讨论“教育”问题。从哪里讨论起，我有个好点子……
乳农之福吗？
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是经营极为成功的大学信托银行创办人与董事长。在一次对银行同业的演讲中，他引申罗伯特·福尔格姆（Robert Fulghum）在《那些人生中最重要的道理我在幼儿园里都学过了》此书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2003年出版。——编者注一书中的意见，建议我们的企业每天下午吃饼干喝牛奶，也许运作会更有效。
我认识卡尔，所以我想他的话只有一点点的玩笑性质。毕竟他的银行是个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