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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以后就这样好了。你根本不必发愁。我看得出你在发愁。别愁吧。立刻别愁了。你不想喝杯酒吗，亲爱的？我知道你喝了杯酒就会兴致好。”“不。我兴致很好。你实在相当行。”
“哪里。只要你拣好什么地方，我一定想法子跟着去，在一起住。十月的天气一定是可爱的。我们一定能过快乐幸福的日子，亲爱的，等你上了前线我天天给你写信。”
“那时候你自己上哪儿去呢？”
“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总会有个好地方的吧。由我自己来想法子吧。”
我们静默了一会儿，都不开口。凯瑟琳坐在床沿上，我望着她，彼此不接触。我们中间有了距离，仿佛有个第三者闯进了房间，彼此都觉得怪不自然。她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
“你不生气吗，亲爱的？”
“不。”
“还有你不至于觉得上了圈套吧？”
“也许有一点。但不是上了你的圈套。”
“我没有说是我的圈套。别傻头傻脑。我的意思只是说有没有上了圈套的感觉。”
“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讲，你总是觉得上了圈套。”
她的心跑得远远的，虽则身体没动弹，手也没有挪开。
“‘总是’这两字不大好听。”
“对不起。”
“没有关系。但是你瞧，我从来没怀过孩子，甚至从来没爱过人。我一向都想法子顺从你，你现在倒说起‘总是’这种话来。”
“我把舌头割掉吧，”我建议。
“哦，亲爱的！”她从她远去的地方回来了。“你可别太认真。”我们又在一起了，方才那种不自然的感觉消失了。“我们俩本是一个人，可别故意产生误会。”
“我们不会的。”
“但是人家可是这样子的。他们先是相爱，故意产生误会，争吵，到末了两人的感情忽然变了。”
“我们不争吵。”
“我们不该争吵。因为你我只有两人，而跟我们作对的是整个世界上的人。如果你我产生隔膜，我们就完蛋了，人家就能征服我们。”
“人家征服不了我们，”我说。“因为你太勇敢了。勇敢的人一定没事。”
“死总是要死的。”
“不过只死一次。”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
“懦夫千死，勇者只有一死！”①“当然就是这句话。谁说的？”
“不知道。”
“说这话的人大概还是个懦夫，”她说。“他对懦夫很熟悉，对勇者可全不知道。勇者倘若是聪明人的话，也许要死上两千次。他只是不说出来就是啦。”
“这倒难说。要了解勇者的内心可不容易。”
“对啦。勇者就是这么不吐露内心的。”
“你倒像个权威。”
“你讲得对，亲爱的。该是个权威。”
“你是勇敢的。”
“不，”她说。“不过我很想做个勇者。”
“我不是勇者，”我说，“我知道自己的地位。我在外边混了这么久，也认识自己了。我就像个球员，知道自己击球的成绩只能达到两百三十，再努力也不行。”
“击球的成绩两百三十的球员是什么样的人呢？听起来挺神气的。”“哪里。从玩棒球的人来说，只是个平平常常的击球手。”
“不过还算是个击球手啊，”她逗着我说。
“依我看，你我都是自命不凡的家伙，”我说。“不过你是勇敢的。”
“我不是。不过我希望做个勇者。”
“我们俩都是勇敢的，”我说。“我喝了一杯酒就很勇敢。”“我们两人都满好，”凯瑟琳说。她走到镜橱边，拿出一瓶科涅克白兰地和一个杯子给我。“喝杯酒吧，亲爱的，”她说。“你的态度很好。”“我不是真的想喝酒。”
“喝一杯。”
“好。”我在喝水玻璃杯里倒了三分之一的科涅克白兰地，一口喝干了。
“这很伟大，”她说。“我知道白兰地是英雄喝的。不过你也不必过分。”
“战后我们上哪儿住去呢？”
“大概在一家养老院吧，”她说。“三年来我总是孩子气地痴想战事会在圣诞节结束。但是现在我要等待我们的儿子先当上了海军少校再说。”
“也许他还要当上将军呢。”
“倘若是百年战争的话，他来得及在海陆两方面都试一试。”
“你不想喝杯酒吗？”
“不。酒总是使你高兴，亲爱的，但只叫我头昏。”
“你从来不喝白兰地吗？”
“不喝，亲爱的。我是个很老派的老婆。”
我伸手到地板上去拿酒瓶，又倒了一杯酒。
“我还是去看看你的同胞们吧，”凯瑟琳说。“或者你看看报等我回来。”
“你非去不可吗？”
“现在不去，过一会还是得去的。”
“好的。还是现在去吧。”
“我等一会儿再回来。”
“那时我报就看完了，”我说。
那天夜里天气转冷，第二天下起雨来。我从马焦莱医院回来时雨很大，赶到房里，浑身淋湿了。在我楼上的病房里，外边阳台上雨沉重地下着，风刮着雨，打在玻璃门上。我换了衣服，喝了一点白兰地，但是白兰地喝起来没有味道。当天夜里就觉得不舒服，第二天早饭后竟然呕吐起来。“没有疑问，”住院医师说。“瞧他的眼白，小姐。”
盖琪小姐看了一看。他们拿面镜子叫我自己照。我的眼白发黄，原来是黄疸病。为这黄疸，我病了两星期。所以我便没有和凯瑟琳一起过“疗养休假”。我们本来计划到马焦莱湖上的巴兰萨去。在树叶转黄的秋天，那儿一定很好玩。那儿有散步的幽径，可以在湖上拖钩钓鳟鱼。那地方比施特雷沙好得多，因为人少一点。施特雷沙和米兰的交通非常方便，总会碰上熟人。巴兰萨那边有个好村庄，你可以划船到渔夫住的那些小岛上去玩，其中最大的一座岛上还有一家饭馆。但是结果我们没有去成。有一天，我因为黄疸病躺在床上，范坎本女士走进房来，打开镜橱，看到了里边的那些空酒瓶。我曾叫门房拿走一批空瓶，准是给她碰到了，因此跑上再来搜查一下。瓶子大多是味美思瓶、马萨拉葡萄酒瓶、卡普里酒瓶、吉安蒂酒瓶和一些科涅克白兰地瓶。门房先取走的是大一点的瓶子，是装味美思和那种用稻草包起来的基安蒂酒瓶，还剩下些白兰地瓶子预备等一下再拿。范坎本女士搜查到的正是这些白兰地瓶子和一个狗熊形的瓶子，里边装着莳萝利口酒。狗熊形的瓶子特别叫她光火。她把它拿起来看看，这狗熊是蹲着的，前爪向上，玻璃熊头上有个瓶塞，底部粘着一些玻璃珠。我大笑起来。
“这是莳萝利口酒，”我说。“最好的莳萝利口酒才用这种狗熊瓶装。是俄国的产品。”
“那些可不都是白兰地瓶子吗？”范坎本女士问。
“我只看得见一部分，”我说。“不过大概都是吧。”
“你这样擅自喝酒有多久了？”
“这都是我自己买了带回来的，”我说。“我时常有意大利军官来探望我，不得不备点白兰地招待他们。”
“难道你自己就不喝吗？”她说。
“我自己也喝。”
“白兰地，”她说。“十一只白兰地空瓶子，还有那瓶狗熊酒。”“莳萝利口酒。”
“我打发个人来拿走。你的空酒瓶都在这儿吗？”
“目前只有这一些。”
“可我还在可怜你的黄疸病哩。怜悯用在你身上是白搭。”“谢谢你。”
“你不愿意上前线，倒也难怪。不过故意纵酒来害上黄疸病，那未免太不聪明啦。”
“你说我故意什么？”
“故意纵酒。你明明听见的嘛。”我一声不响。“除非你还能找到什么别的借口，你这黄疸一好，就得回前线。我不相信你这自己促成的黄疸病使你有资格享受疗养休假。”
“你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自己生过黄疸病没有，范坎本女士？”
“没有，但是这种病人我倒见过不少。”
“你发觉这种病人好过吗？”“总比前线好一点吧。”
“范坎本女士，”我说，“你可曾听说有人因为想逃避军役而自踢阴部？”
范坎本女士不理睬我这个实际问题。她只好不睬，要不就得离开房间。她不愿意走开，因为她素来不喜欢我，现在正可趁机编派我一顿。“我倒知道有好些人，为要逃避上前线，故意叫自己受伤的。”“问题不在这里。故意叫自己受伤的人我也见过。我问你的是：你可曾听见有人因为想逃避兵役而自踢阴部？因为这种感觉与黄疸最相近，依我想，女人很少有这种经验。所以我问你生过黄疸病没有，范坎本女士，因为——”范坎本女士走出房去了。后来，盖琪小姐走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