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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山距离我上班的报社很远很远，那段时间里，我开始参与报社一些重大的策划，经常要出外采访，我们见面的次数便渐渐减少了。
阿莲离婚的消息我是听芳婷说的，倔强的阿莲从不会在我的面前表露出软弱，也从来不会轻易对我说她的痛苦和伤心。
芳婷说，就在阿莲和娜娜搬迁到仓山后的一个月，她的老公陈林峰从日本回来了，他是回来办离婚手续的。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矮小的日本女人，那个日本女人四十多岁，脸上却涂抹了一层厚厚的脂粉，但厚厚的脂粉也难以掩盖她的庸俗和老态。那女人浑身珠光宝气趾高气扬，看人时总是偏着头斜着眼睛，一副怒气冲冲的模样。他们手挽着手在街巷中走来走去，唧唧呱呱旁若无人地用日语交谈着，丝毫也不顾及旁边人们的侧目鄙夷。听说那女人是日本北海道一家财团董事长的女儿，她比陈林峰要大二十多岁。
陈林峰提出和阿莲离婚，就在阿莲租住的那间民房里。那个日本女人站在屋外的阳光下，斜着眼睛看着阿莲居住的陈旧低矮的房屋，脸上带着嘲弄不屑的神情。陈林峰没有坐，事实上那间房屋里连一张凳子也没有，要坐也只能坐在咯吱吱乱叫的床上。陈林峰用蹩脚的汉语对阿莲说着，还时不时地夹杂几句日语。他说，他不说汉语已经很久了，他已经忘记了汉语。
阿莲神色平静，她一直在望着陈林峰，用那种空洞的眼神，没有喜悦没有悲愤。她好像在听陈林峰说着别人的故事，她好像不认识陈林峰。陈林峰异常惊惧，他不敢与阿莲的眼神对接，他望着屋顶，用盛气凌人掩盖着自己内心的恐慌。娜娜睡在床上，她已经骨瘦如柴。
陈林峰说，我什么都不要，房子存款都给你。
二十九 阿莲一言不发。
陈林峰说，女儿也归你。
阿莲还是一言不发。
陈林峰尴尬地笑了笑，说，你只要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就行了。
阿莲依旧一言不发。
陈林峰拿出一沓钱，放在床上，说，我知道你以后生活辛苦，这些钱留给你吧。
阿莲突然拿起钱，扔在陈林峰的脸上，她说，钱拿走，字我签。
阿莲就这样离婚了，几年的婚姻留给阿莲的只有一个病残的孩子。婚姻是一场赌博，在这场赌博中，阿莲输光了自己的所有。
那些日子里，由于工作繁忙，我和阿莲都是用电话联系。我很少去她租住在仓山的家。每次去看到这一对患难中的母女，我都暗自落泪。娜娜越来越消瘦，由于以前的化疗，她的头发落光了，她的皮肤苍白得几乎透明。每次去她都缠着我，要我讲故事，她坐在门前的小凳子上，膝盖支着下巴，眼睛亮晶晶的。然而，她听了不到几分钟，就睡着了。我把她抱放到床上，悄悄地擦去眼泪。
阿莲很少说话，她脸颊塌陷，头发干枯，神情木然。二十五岁的她看起来像五十二岁一样苍老而疲惫。
每次去，我都会偷偷地揭开锅盖，看看这一对母女在吃什么，她们除了青菜就是土豆，连豆腐都没有。我把身上所有的钱偷偷放在娜娜枕下，然后离去……
有一天，我一如既往地躺在床上想心思，突然接到报社电话，一位本地女子通过和一名台湾男子假结婚，想私渡去台湾，被边防派出所抓获。我不想去采访，我在随时等待着机会离开。可是，他们说，这种稿件只有我做才最合适，因为里面有情感的成分。推辞不过，我只好去了。
在派出所，我见到了破获此案的民警，他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他说，那个男子是台湾高雄人，在福州一家外企做工程师，已经五十多岁了，台湾有妻子。而那个女子是福州本地人，二十五岁。
我说，带那个女子进来，让我见见，我想采访，为什么这些年轻女子都喜欢去外面？
门外想起拖沓而冗长的脚步声，那名女子进来了。我没有想到，她竟是阿莲。
阿莲说，台湾男子就是经常去她家的那个皮肤黝黑的人。他很好，人很善良。她并不想和他结婚，他有家庭，她不想破坏他的家庭。她只是想让他把她带到台湾。她没有文凭，在福州找不到工作，她想去台湾打工，台湾工资高。娜娜患病期间，她借了别人好多钱，她要去台湾打工赚钱。
我问，娜娜呢？
阿莲迟疑了一下，说，死了。就在上个月。
看着满脸愁苦的阿莲，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阿莲走出去后，我悄悄地问民警，阿莲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民警说，最少要判半年劳教。
在我第一次离开福州前，我曾经专门去福州所有的劳教农场找过她，警察们都告诉我说，没有叫林凤莲这个名字的人。
从她的朋友那里，我也没有得到她的任何消息。
我不知道她是否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
京榕的故事
在我认识的众多留守女人中，京榕不像媚娘和阿莲她们那样美艳逼人，但她的真诚，她的纯净，她身上流溢的一种清洁的学生气质，仍然让人一见难忘。她总像孩子一样大声说话，大声欢笑，她的眼睛总像孩子一样明亮清纯，清澈见底。
然而，没有人了解那双明亮的眼睛背后，潜藏的深深忧伤。
京榕是霞浦人。霞浦是福建东部毗邻大海的一个小县，那里同样土壤贫瘠生活苦寒。那里人们的全部收入都依靠渔业，然而近海一带由于几十年来毫无节制地滥捕和没有约束的污染，早就没有鱼虾可以捕捞，无奈，他们只好把小舢板划到东南亚一带，一路饱受风浪颠簸。他们冒着死亡的威胁来到东南亚，却遭到当地军方的驱逐和追杀，他们刚刚撒下渔网又惶惶收起，在隆隆的炮声中吱呀呀地拼命划着小舢板向家园的方向逃窜，能够捡回一条命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霞浦没有出国的传统。生活难以为继的人们只好来到内地更大的城市打工。许多渔民转行从事着建筑业、搬运工这样的重体力劳动；而女人也同样走出家门，到别人的城市里讨生活。
霞浦很贫穷，然而这样贫穷的地方偏偏盛产美女。
京榕曾经给我说过，她的父亲是北京人，母亲是福州人—福州还有一个很美丽的别称叫榕城—榕树是福州特有的树种，所以她才会有这样一个个性显著的名字。然而，她为什么会出生在偏远落后的霞浦，京榕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京榕说，她从来没有见到过爸爸，而妈妈也在她十几岁时去世了。记忆中的妈妈总是满面愁容落落寡合，让人恐惧而难以接近。
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第一次和京榕见面的情景。那是在福安，一个和霞浦同属于闽东地区的小城市。
记忆中那是2003年的冬天，正有一种叫做“标会”的民间集资形式，像瘟疫一样在福安这个狭小的城市里蔓延。几个甚至几十个人聚集在一起，每人每月拿出一定量的资金，交给其中的一个人做生意，其余的人坐地分“赃”，而等到下一个月，相同的聚集而来的资金又交给下一个人，让他去做生意。那些日子里，福安的大街小巷人们三五成群，窃窃私语着与“标会”有关的一切话题。福安的经济呈现出畸形的泡沫般的繁荣，大街上游走着操持着各种外地口音的人群，奔驰着各种豪华高档车子。然而，短短的几个月后，这种昙花一现的经济就宣告崩裂，由“标会”构筑的虚拟繁荣瞬间化为乌有。于是，携款外逃者有之，跳楼自杀者有之，精神失常者有之。福安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一部分人铤而走险抢劫杀人，一部分人神经失常滑入了崩溃的边缘和深渊。
而我是为了采访“标会”才第一次来到闽东小城福安的。此前，对这种欺诈性质昭然若揭的“标会”，我早有耳闻，然而，报社却是直到《中国青年报》率先报道后，才派我前来采访。
为了安全，那天夜晚我扮作一名渔夫，操持着媚娘和阿莲教会我的方言，居住在一家破败狭小的旅店里。
那晚旅店的每个房间每张床位都住满了，因为收费低廉，那些卖鱼的卖菜的扮作瘸子行乞的扮作瞎子算命的都住在了这里。登记房间时，我见到了登记室里靠墙坐着的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姑娘，她面容白净皮肤细腻，短发垂肩精明干练，身上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很清纯的意味，迥然不同于这些满身汗臭面容黧黑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