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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我国新文学的种种议论中有一种说法：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是某个“政治运动”的直接成果。我们认为对这种看法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不能否定，我国文学确实受到政治的制约，也或多或少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包括一些具有真知灼见而能够被称为大作家、大艺术家的人，有时也难于幸免，从而出现过根据某些政治运动或僵化理论的影响而不断修改“旧作”的现象。但是也应看到，文学创作是个复杂的现象。任何社会都不能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多维空间。产生于社会多维空间中的某种文学现象，它固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政治冲击力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社会多种力量的制约，这里面包括社会生产方式和物质生活的制约，也有上层建筑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哲学、伦理、道德以及社会心理、审美感情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同一“政治气候”下，也就可能产生不同素质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共和国成立前后，我们这批作家，他们作为我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参与者或目击者，他们深入到硝烟弥漫的前线或火热斗争的现场，他们对变革中的社会生活有深刻的体验。他们忠于生活，忠于艺术，在广阔的生活层面上，深刻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历史命运，真实地正面地纪录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向旧世界宣战和创建新的社会制度所经历的艰辛而伟大的历程。这就与某些浅薄的、仅仅去“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画中心”的简单化作品不同。这些作家们以生活参与者的身份所获得的素材，并通过他们当时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和艺术高度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从生活土壤中诞生出来的艺术，是十分难能可贵，也是今后文学发展史的新创作所无法取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像马克思在评价古希腊神话所作的判断那样，是“不可企及的典范”。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那些从某个角度反映了我国革命历史、甚至是某些政治斗争的作品都看作是“政治口号的传声筒”。正像我们不能把反映法国大革命的一些作品，如雨果的《九三年》等，看作是“政治口号的传声筒”一样。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作品缺乏内在的审美力度，仅仅是反映生活的“镜子”而已。关于“文学是镜子”的说法历来就有争议。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作家雨果就提出过诘难。他说：“倘使这面镜子是平常的镜子，有个光滑而平顺的表面，它把各种物件只能照出一种无光泽与凹凸、忠实而失了色彩的影子；大家知道颜色与光线在单纯的反映中是会如何地失真。所以艺术必须是一面浓缩的镜子，它不会把有色的光线显淡，它把它们收缩凝结起来，使一种微光化作光明，一种光明化成火焰。”（雨果：《〈克林威尔〉序言》）雨果对“镜子说”提出的修正和补充是十分精辟的见解。他不反对说文学艺术是镜子，而说这不是普通平滑的镜子，而必须是能够把有色彩的光线收缩凝结起来的一种“聚光镜”。我们不敢说，这些被花山文艺出版社选入“丛书”系列的作品，在艺术上都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艺术的探索是无止境的。从后人的艺术眼光和欣赏趣味来看，也许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作品从思想到艺术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这些作品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塑造了许许多多艺术典型。这个艺术典型不仅有着栩栩如生的鲜活的性格，而且像聚光镜一样，集中概括了较为深广的历史容量和社会特点，从而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这些艺术典型，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和读者的检验，可以当之无愧地进入我国文学中的典型人物画廊。这使我国传统文学中的人物群像中，又增加了一批具有进取意识、解放意识和奋力向上的工农兵劳动者人物“家族”。我们的文学不管如何发展，如何观念更新，这个崭新的人物家族，也是以后的文学所不可替代的。我们从这些人物的活动历史和心路历程中，不仅可以看到变革时代的潮汐，同时也能听见历史车轮的回声。这也许正是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所在。
我们把这批长篇小说当作我国新文学的宝贵财富，还因为这些作品在艺术特色上显示了各自的风格。特别是在运用传统的小说技巧表现新生活方面，许多作家都根据自身的艺术素养和艺术追求，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后来这些作家便成了我国一些文学流派领袖群伦的人物。在我国历史上，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总是以某一时期具有独创性的一个或一批杰出作家为代表的。比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西昆体、元和体、江西诗派、永嘉四灵、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等等，都是如此。我们新中国文学中的大作家，后来成了各种流派如什么“山药蛋派”、“荷花淀派”、“湖湘派”、“岭南派”等的师表，对一代又一代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的文学发展到今天枝叶繁茂、五彩纷呈，与新中国文学的这些前辈作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由此，我们想到目前仍然面临着的如何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问题。正确对待和继承人类几千年来所创造的那些文化艺术珍品，不断地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有益于我们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珍品，来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养，提高我们作家的艺术思维能力，提高他们概括生活、塑造形象的能力和手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解放思想，不要排斥那些有益于我们事业的一切外国的好的东西。过去有过盲目排外的思想和作法。但就目前来讲，倒有些人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不排斥西方好的东西，却排斥和轻视中国的好传统。他们也讲学习遗产，但却只热衷于阴阳八卦之类，甚至迷信那一套，而排斥本民族的珍品，他们往往不加分析地把民族珍品反而看成糟粕。这当然是片面的错误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程，就是要不断地从自己的先人所创造的许多艺术经验中吸收宝贵的营养。一个时期以来，在某些作家、艺术家中，出现了某种“非民族化”的倾向，片面强调“走向世界”，一味寄希望于对于外国现代流派的模拟和学习上。如果仅仅模仿西方某些过时的以至没落的形式和手法，就是模仿得如何逼真，终究不能代替我们民族的创造。我们寄希望于那些进行严肃探索、既重视生活又重视传统的作家，只有他们的探索才有可能创作出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意义，能够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优秀作品，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
事物总有它的两面。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些产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优秀长篇小说，具有丰厚的社会内涵，在艺术上也显露出这些杰出作家的才华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达到了我国当时文学创作发展的最高水平。但是，由于受政治的制约，从五十年代中期起迭起的政治运动，以及理论上“左”倾思潮的发展和泛滥，文艺思想战线的“斗争”愈演愈烈，行政上和理论上对创作的干涉愈来愈多，这就不能不对文艺创作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因此，那个时期出现的文学作品，甚至包括某些杰出作家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特定时期的烟痕。我们的文学创作受到种种干扰，有时不得不从概念出发去设置某些人物的命运，甚至修改自己的创作构思，不能不把原作中本来是很精彩的章节或很有光彩的人物性格加以删节和修改。这就使不少作家产生了艺术上的遗憾。应该说，这不是作家本人的过错，是一种时代的局限。而这种时代的局限只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得到克服和完善。
历史发展到七十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纪元。伴随着政治上清算“左”倾路线和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开始走上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文学创作上出现了发扬现实主义传统，进一步使现实主义深化的创作潮流。这个被称为“新时期”的文学，至少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强调文学向生活靠近，打破文化专制时期那种“瞒和骗”的文艺模式，恢复文艺“写真实”的功能，主张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发挥文艺“干预生活”的积极作用；第二，强调文艺靠近人民。主张文艺要反映人民的喜怒悲欢，反映人民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