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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０九厂旁边有个制铣厂，也是他们的据点。当夜指挥部决定，佯攻六０九，实攻制铣厂，先拔掉制铣厂这个据点。可我们的人一去，他们的人全跑光了，我们反过身就攻打六０九。
自打江青说“文攻武卫”，武斗就合法化，步步升级，变成真正的战争了。在六０九侧门，对方使两辆推土机在前边开道，人在后边往外冲，推土机挡板前装着硫酸，我们的人一靠前，车上的人一踩开关，硫酸就喷出来，我们很多人给硫酸侥得肉都烂了，打红眼了。我们想个策略，他们车一来，我们人往两边撤，让过车，打后边的人，孤立推土机。他们中计了，推土机一陷入孤立赶紧倒车，可接错了档，原地打转儿回不去。我们的人就扑上去。由于恨透了车上那个踩硫酸的人，往里枪扎石砍一下那人就完了，事后才知道这人身上二百七十多处伤。我远处看见车上还有个司机，心知不好，冲上去抱起司机把这人救下来。这时，我的左脚叫破硫酸瓶子扎个口子，负了伤，就手把这人带走。我要是不带走他，他也没命了，非给打烂了不可。
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派人来赶到现场，没能解决。陈伯达来电话，命令我们撤人。中央通知两派各派二十五人紧急去北京。我们大联筹定好去二十三个，结果到时只去了五个。为嘛？大伙都害怕，不知上边嘛主意，吉凶莫测。那会儿，不管哪派，都闹着保中央，又都怕中央，不知他们怎么变。到了北京，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戚本禹、谢富治等出来接见。我们拿耳朵仔细一听，原来要请两派在北京谈判“制止武斗协议”。我们回来一说，组织里闹开了，都争着去。有的组织说，你们不能代表我们，非要民主选举不可。当天又重选了二十五人，工人、干部、教师都有，其中有我。为嘛都争着去？我们是在野派，都怕大联合后被甩在外边，失去安全感，到中央谈判就算挂一号。挂七—号就正规了。
谈判刚开始，为了一句话就互相咬上了。这话是对方拟的，叫“不抢枪，不开枪”，我非要倒过来，改成“不开枪，不抢枪”。我说：“你们后边有军队戳着，有枪，我们在野派没枪，怎么开？这话明摆着是压我们，好像我们真要抢枪；你们开，我们就抢，除非你们不开。”我的话够硬，他们没话回答我。
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也挺硬，但他不讲理，他说：“就这样了——不抢枪，不开枪。”
我说：“你这样，好，弟兄们，起立，走！”当时我们这边的人“刷”地起身就走，离开北京回来了。这次就算和这位大人物结扣儿了，以后他当上市革委会主任。
说老实话，别看我横，心挺虚。人家是当官的，咱是地道小百姓，草民一个，在人家眼里算嘛？一根小草，说踩你就踩你在脚底下。咱不过一时有点实力，硬顶着，也算狗胆包天，可不顶着马上就垮。当然顶也不过顶眼前一时，这叫倒霉与早晚。我心里不是不清楚，不敲鼓。
这次谈判后，大联台就成了。毛主席也批示：“很好，照办。”我们一派不少人进了工代会，还有的进了市革委会。我当了常委。有人骂我往上爬，当官，还拿瓷器打比方，说我民窑的改成官窑的了。当官咱没瘾，就是想保住自己。你要在社会底层，愈下边愈安全；你要是到了上层，愈上边愈安全，就这道理。哥几个总算落个整脸，心想以后就是“议会斗争”了。大局面是稳住了，这比料想的强得多了。
嘛叫“文革”的特点？它总叫你以为，当时那样就是永远那样。你要真的这样认为，错了！傻小子，“文革”就是不停止的翻来覆去，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你喜我悲。我的悲剧这就开始了。
二月二十一日那天，我忽然接到通知紧急去开会。到哪儿开，嘛会，全不告诉。到干部俱乐部集中上车，车窗上挂帘，还嘱附大伙路上遇到熟人不准打招呼。再看一车车人，全市各级革委会头头们几乎全搬来了，心想这事不小。车子一路开往北京，到北京，没停，去昌平，随后折头又返回北京，进了八一子弟学校。一开会，中央文革的人全来了，总理也出席了，可江青一喊，总理就走了而且再没回来。江青闹着：“我有证据，你们那里有人开黑会。”这就是著名的“二。二一讲话”，又叫“二黑事件”。说有人在我们城市开文艺方面的黑会，要夺中央文革——实际是江青对文艺的领导权。这事扯上我们大联筹下边的文艺界造反组织，这究竟是嘛会，开没开，我们根本不知道，就给江青宣布：“大联筹是有严重错误的组织。”陈伯达跟手也把我们否了，扣上“反动组织”罪名。大联筹趴蛋了。
返回来的路上，一个头头对我说：“回去后，咱怎么跟兄弟们交待，反了吧！”
我说：“傻小子，不行！谁再反，可就是反红色政权，反中央了！”
回来后，我们把各条块组织的头头都叫来，我说：“你们说我们背叛也好，不够意思也好，反正咱完了。打今儿起，大联筹宣布解散！”我们没动，一张闹事的大字报没张贴，就散伙了，大形势算稳住劲儿。
对方就奇怪了。大联筹这么大力量，怎么就没动静呢？陈伯达也说：“××市为什么这么静？××市是全国解放时解放得最晚的城市之一，各地逃亡地主都跑到××，资产阶级实力也相当雄厚，怎么这么静？”要说也是，多少万人声势浩大的大组织怎么会说完就完，连点声音也没有。可我们不傻，只要一动，多少人命白搭进去了。
“支左”就把我们这帮头头弄去办学习班，一帮呱呱叫的参谋们都上来跟我们谈话，摸底。一个参谋对我说：“肯定有高人在你们后边出主意。”
我说：“为什么一定有高人出主意？”
他提起一件事：大联合前，他们把我们一个组织围在工学院内，游行，喊口号，想挑起武斗。我得消息后，马上决定，不能去打。我说，他们喊口号是文斗，咱一打，武斗的责任就是咱的。我调人，把夺权筹备领导小组的驻地围了，也游行，喊口号。这一来，那边他们围工学院的人不打自撤。这参谋说：“老实告你，你们当年所有的活动，我们都有记录。你说这一招‘围魏救赵’是谁的主意？”
我说：“不才，就是我。”他说：“我不信，你有这能耐。”
我说：“哪是我有能耐，你看毛主席著作呀，各种兵法都写在上边呢。”
打这儿我才知道，他们是准备好秋后算账的，他们还真有根，真厉害。
中央文革一翻脸，大联筹完了，大小组织树倒猢狲散，唯独我们“电车红旗”还没散。
第一，因为我还是工代会常委，没倒；第二，我们厂老工人是看我长大的，信我。以前我写东西为他们鸣不平，他们都记得。这就决定了上边非要把我拿下来不可。没多久，我们一派头头都挨整，当上市革委委员的那个人，无中生有硬给扣上“轮奸犯”捕了。工代会翻出我十年前被“劳教二年”的老账，说我不够资格终于拿下来了，内查外调一通搞。我呢，心里有底，早就预备着这场清算，咱一不胡说八道，二不打人，三不搞女人，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都没有，抓不住我。我就回厂干活，一边应付外边来人没完没了的外调。上上下下我认识的人，大大小小我接触的事太多了，谁出事都来找我查证。咱本来就是草民。在房头上是草，掉在地上还是草。心想“文革”这段就算结了，可这次我是傻小子了。谁知道这一下不是掉在地上，是他妈彻底掉进万丈深渊。
突然一天，公安局军管来人找我，问我六０九武斗死人的事。我把那天在六０九侧面看到的那个推土机的人怎么死的，照实说了，他们记一记就走了。我只当没事。转两天，来了三个人，说叫我去一趟。我说我去小便再定。他们居然出一个人跟在我后边，我心里小鼓一敲，心想不对。随后就跟着他们出厂，进了法院，到传达室后边一间小屋。他们说：“我们三人是法院的预审员和公安局的侦察员，咱们一起学《老三篇》吧！”
我说：“《老三篇》我会背，不用学，有嘛事你们直说。”
他们说：“六０九的事，你还有一档事没说。”
我就给他们三个字：“没有了。”这就僵注了。前后僵了一个礼拜。一天忽然被押到一个地方，进去就关进一间大屋，我一看，监狱！事情大了。可自己把六０九的事在心里细细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