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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部时和一位保卫员出差办事。他问我：“小李，你挺能写的，为啥我们找不到那些材料写，你能找到？”当时空中正飞着国民党飞机，我就拿这飞机打个比方说：“你看这敌机在飞，就不必写，写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他们扔炸弹把前边的庄子炸了，就可以写了。”这本是谈新闻的价值，硬给变成我盼望敌机扔炸弹，写进档案！再看，傅作义要突袭河间的消息是部队传达的，要我们做战斗准备，怎么变成我事先从敌人那里得到的消息？更使我可怕的是，我给老婆的信都被检查了！如果我真是一个敌人，也不会有这么多、这么细致的挨整材料呵！文革期间，一个造反派对我说，你知道你的档案材料有多少吗？一车也拉不完！对我这样耿耿忠于革命的人，怎么花费这么大力气来监视、控制、调查呢？我想不通，上了犟劲。第二天整党队的指导员又找我谈话，逼我，我再也受不了，夺门跑出去要跳河，被拦住了。指导员火了，马上组织全校批斗大会，转天被作为“现行特务”押送到军区军法处。在军法处里，他们要我交待特务证据，我说我只能证明自己是革命者，说我是特务，应该由你们实事求是地拿出证据来。这样，我就被箍上镣铐。有生以来我头一次戴上这东西，却是在自己的队伍里！拷了四十七天，全国解放了。我听到消息时心里还一阵欢喜，可是看看手上的镣铐，墙上的铁窗，心里不是滋味。每当我想到，我是戴着手拷迎接全国解放的，心中便一阵黯然。
好像一块很黑很黑的阴影留在我心底。
几十年的经历告诉我：有人说你好，没用，谁也不会把这话记在你档案里；有人说你有问题，哪伯仅仅是怀疑，糟了，多半就收进了你的档案。收进去就很难拿出来，它从此就一刻不停地紧跟着你。你敢说，你在自己的档案里是个好人吗？如果你认为自己赤胆忠心，忠于国家，忠于事业，你感到你的心、你的血液、你整个身体都是透明的。但夹在那厚厚的硬纸封皮的档案中的你，却可能是满身污点的另一个人。关键时刻人家都是从这“另一个”的你来判断你，对待你，决定你。
军法处派出马队跑遍我工作过的村子、学校和部队，谁也拿不出能够证明我是特务的确凿的证据。幸好我老家的村干部换人了，虽然还是王家人，跟我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嘴下留情，没再给我舔油加醋说坏话。军法处便把我放了。结论是“工作中看表现，表现好可以算没问题，表现不好还背着这包袱”。我就这样挎着个不青不白的小包袱进入了新中国。
解放后的最初几年，我先后在几个单位干过，都因历史向题未清不被重用。我想重用与否并不重要，工作好好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是了。
一九五五年，我在B市一家出版社负责一个编缉部，职务是含含糊糊的“负责人”，干得却很带劲。突然肃反运动来了。老问题再一次被折腾出来，被狠批狠斗，受审受讯，又经过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斗争。这次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却把我的旧帐了结。单位派出四五个人跑遍全国，云南、贵州、四川，甚至跑到内蒙和新疆，把我认识的所有人兜个底儿地、滴水不漏地重新调查一遍。我得感谢安平县县委，他们说：“镇反时，我们对全县摸过底，特务名单全掌握，没有他！”一句话，拨云见日，这才给我把冤案推倒，结论是：“经调查，×××特嫌问题应予取消。”
从一九三九年我加入儿童团便是敌人，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化敌为友。漫长十七年的酸甜苦辣，从来无人过问，只有自己清楚。当宣布我取消特嫌这天，我站在台上止不住浑身打冷战。回到家中，没有喝酒庆祝，也没涕泪交流，好像死而复生那样不认识自己了。
原谅我说句迷信话：我信命。什么是命运？就是冥冥中你无法左右它、但它却在强有力地左右你那个东西。
好运气对于我，好像只鸟，不会在我头顶上停留太多时间。这也是我命运的一个特征，或者说是个典型细节。
我们单位总支书记想提拔他的一个亲信，但我的业务能力和位置都成为障碍，他就排挤我。恰巧T市要创办一家出版社，创办人是我的一位老领导，我便提出调动，这种自动让位的事是很容易办成的。我第一次带着历史清楚的档案去到另一个地方工作，心里特别轻松，但到T市尚不过一个月，整风运动开始，这是一九五七年了。
我忽然收到B市原单位那家出版社的来信，这封信是以我原先所在编辑部的党支部名义写的，殷切希望我回去帮助他们整风。组织上的要求不好回绝，我便跑回去一趟，只在会上做了两小时发言，诉说肃反时我平白受的委曲，给总支书记提几条意见。总支书记在场听着，一声没吭，他脸上却好像抹一层煤烟，可怕地阴沉着。谁知这两小时发言又决定了我重蹈覆辙重度苦难二十年的悲惨命运。
我发过言返回到T市不久，反右就铺天盖地而来。这次，原单位是以党总支名义再次把我叫回去，宣布我为右派。那编辑部的党支部被定为“反党支部”，出版社五十多编辑中有二十五名被打成右派。这些人都是因为给总支书记提意见而以“向党开火”的罪名论处的。
后来我才明白，根由是党总支书记和党支部书记有矛盾。整风时党支部书记想把党总支书记搞掉，因为我在肃反时被搞苦了，想拿我当枪使。反右一反过来，我便变成牺牲品。这不是又回到我老家王姓和李姓的斗争里去了吗？拿现在的话讲，这叫历史的怪圈或文化的怪圈。我虽然说不清这怪圈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但我已经明白地感到它的存在。而且我是一次一次不知不觉掉进去，这是第二次。
现在回头看，我真不必庆幸五六年肃反结论后，我如何轻松地来到T市。实际上又—次命运的阴影早巳把我所笼罩，只不过我毫无预感罢了。等我的档案材料转到T市，档案里又加了更沉重的分量。原先的特嫌还只是嫌疑，这一次右派却是实打实的了。我真是一口气也没喘过来，由一种敌人转换成另一种敌人。不过换个牌子。
现在我接着开头的话谈，谈文革。
文革倒霉只能怨我自己。我是老右派，死老虎，无论斗谁，我都是陪绑，做个配角，用来造气氛的，不是斗争重点。运动开始时，书记搞社长，因为我在创办这家出版社时事社长配合得很好，斗社长时，我是社长“重用右派”的一条罪状，斗我的目的是为了搞垮社长。
后来反资反路线时，社长这一派反过来搞书记，既不会再整我，也不会使用我，我就靠边站了。清理阶级队伍时，书记这派二次东山再起，又搞社长。因为我始终没参加社长这派就把我放在一边。当时牛鬼蛇神分两种，一种关在牛棚，一种上班来下班走，名叫走读。我属于后者，可以说很超脱了。
出版社有个女编辑是个业务尖子。她前夫曾是国民党军官，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给她挂过一个特务的衔儿，其实她什么也没干过。但她被控特务定为重点清理对象，目的也是为了给社长加罪，好说社长大红伞下保护的都是些什么坏蛋。碰上“特务”两个宇，我本应该躲得远远才是。偏偏一天下班我走过院子时，她在扫地，见左右没人，塞给我张纸条，我拿回家一看，是她求我把这纸条交给她女婿，叫她女婿通知她弟弟，把她文革初期写的大字报底稿交到单位专案组。我想她大概怕牵连上家属惹事，动了怜悯心，就去通知她女婿。不想她受刑挨不过时，把这纸条的事交待出来，一下于把我挂上，成了为特务通风报信的现行反革命。关进牛硼，天天上刑，轧杠子，使夹指棍夹指头，吊打，耳朵打出血，胳膊吊得至今扭不过来，受尽折磨。非逼我说看见她家有发报机和密码本，后来这女编辑受不住，把褥单扯成条上吊死了。人虽然死了，他们还逼我说她家有个发报机，我奇怪他们为什么非要把这不沾边际的事搞成事实。一次他们叫我承认是肃反时漏网的特务，我和那女编辑是个特务集团，集团的头头是社长！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把我们往死处整，就是要把社长彻底搞垮。正像当初这一派搞书记时，居然叫一个非党群众宣布开除书记的党籍。告别了十年的“特务”
又回到了头上，我又一次掉进这历史的怪圈，又一次成了两派斗争的牺牲品！第三次了！我总是不知不觉在这漩涡般的怪圈里转，一忽儿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