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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他是早晨九点钟，给监狱用驴车运回来的。上边盖条破被子，下边垫些稻草，两脚露在外边。身上大棉裤原本是母亲特意给他做的，往上齐胸口，往下盖脚面，，特别长；棉花一层层絮得挺厚，怕他冻着。可是棉裤叫人换了，竟是条小孩棉裤！底下露半截小腿，又抻不上去，露着屁股，三九天，咋不冻死。据说抬进家时还有口气，我弟妹说：“你有啥事，跟家里人说说。”喂他口热水，可他水没咽下去，就咽气了。
我母亲告我，她按了按我兄弟肚子，里头竟是脊梁骨，硬的。那么肠子、胃、肚于里那些东西都到哪儿去了呢？破毛衣上沾些高梁壳，还有红土面子，红土面子又是干啥用的呢？
对了，我又想起件事，也是我终身遗憾。终身无法挽回的内疚！
我父亲还从我兄弟尸体身上，发现一封信贴在肚皮上。这封信写得真是太好了，任何作家都想不出来。要说文学性，也是最高的。恐伯连托尔斯泰、曹雪芹他们也写不出来。这封信是写给他老婆桂英的。你听，他是这样写的——
桂英：我实在饿坏了，快给我送点吃的来吧！我要馒头、大米饭、菜团子、大饼卷油条、肉包子、炸酱面、炸鱼、炸虾、炸果仁、煮螃蟹、炖肉、炒鸡蛋、烧豆腐、锅贴、饺子、糖包子、炒虾仁、爆肝尖、葱爆肉、酱牛肉、猪头肉、涮羊肉、回锅肉、麻花、炖鸡、炖鸭子、炖肘子、独面巾、炒肉片、煎饼、烩饼、烩大肠、红烧羊肉、红烧牛肉、红烧猪肉、红烧鸭子……如果没有，提两个糖饽饽来也行。快点吧！快点吧！求求你了！
下边写着他的名字。五六十样一个大菜单！你能想象出他当时是个啥情况？如今到饭馆吃饭我决不看菜单，菜单好像就是我兄弟的死亡讣告。有一次一个朋友情我吃饭，拿菜单叫我点菜，我忽然发神经似地对他说：“你要叫我看菜单，我就不吃了。”‘弄得他莫名其妙。
说到我的内疚是，我弟弟关在监狱时，我母亲每次探监，都给他弄点吃的送去。我心里还有点不愿意，心想监狱里还能把人饿死，那时正是三年度荒，家里舔锅舔盆，总这么送一家老小咋办？虽然我没拦过我母亲，我也从来没把这意思说出来，可我心里有这个想法。看到这封信，我内疚极了。我要知道他落到这一步，饿死我也得叫他吃饱。有这个想法也是对不住我那死去的兄弟呵，是我害的他呀。
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我父亲念这封信时的情景。我兄弟的尸体被移到炕上，我坐在炕这头，我母亲、桂英，还有两弟弟站在我身边；我父亲在炕那头，蹲在地上，扒着炕沿，炕沿上放一盏小油灯。我父亲把那信上写的吃的东西一样一样念出来时，我的心快成粉末了。我父亲念过，便把这信用灯火引着烧了，然后脑袋顶着炕沿，肩膀猛烈向上一耸一耸，好像哪儿在疼，却不吭声。我们只掉泪，都一声不吭。咋屈死一个人连声儿也不吭呢？咋就能这么忍受呢？你说？
我哥哥在另一个县公安局做事，他打听到我兄弟在监狱里每天只给一碗高梁饭吃，然后像牲口一样套上，用鞭子打，拉石头碾子，轧一种红土面子，这就弄清楚我兄弟身上沾的高梁壳和红土面子是咋回事了。轧红土面子干啥用不知道，但知道我兄弟是给连打带饿折腾死的。我哥哥告了那监狱的看守长，非但没告动人家，文革一来，就说他为反革命家属翻案，挨整，挨斗，被清洗了。我家的祸事一个连着一个，我是灾难的总根子。但是我父母，这些兄弟们，从来没一个人怨怪过我，哪怕一句什么话都没露过。他们愈不怪我，我愈内疚。有时我想，他们为啥不怨怪我？是不是也忍了？
咱受得了别人叫自己忍的，却受不了自己叫别人去忍。
忍，是祖祖辈辈教给我的第一条生存法则，但又是谁教给祖祖辈辈的呢？它是哪个祖宗发明出来才一辈一辈传下来的？究竟从哪个时候开始忍的呢？我问过一个历史学家，他笑我，好像我这个问题没有学术价值，太无知。我说，你们的工作难道就是搬来搬去折腾那些死遗产，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压抑我们民族几千年这个致命的活东西？
要谈说不清楚，这是最大的说不清楚了。
再说我另一个弟弟，四弟。
那时家里太穷，一个壮劳力，好年头才一角五、六，欠年只有七、八分钱。我这兄弟就偷着拾点杂禾卖。人民公社化嘛，地上一根草也属于公社大队的。这就说他偷。大队干部叫他背着这小捆柴禾游街。为啥这么整治他，还不是因为他哥是右派。但他这么穷怎么娶得起老婆？又去偷了，跑到白石庄，从生产队房顶上偷了一捆扫帚拿到市里去卖。他人特别老实，偷东西卖时，眼神儿不对，城市里的人精明，扣住他一问就傻，再一吓唬就供出来了。
这便给转到公社派出所扣起来，没扣上三天，他弄开窗户跑了。跑了一个小偷人家也没当回事，可过两天，有人发现他在铁道旁的沟里躺着，身子硬梆梆，上边爬好多蚂蚁虫子，人死了。有人说他想卧轨，叫火车挂的；也有人猜他想跳上火车躲到外边去，不小心让火车撞死的。我心里明白，他并不想跑，而是想死。家里穷得掉面，哥哥是右派，自己再弄个小偷，甭说娶老婆，活着都抬不起脸来，跟父母又怎么交待？只有一死。可是他身上竟然没有外伤，奇怪！火车轧的或撞的总得有伤呀，这也是件说不清楚的事。什么？请法医来验伤。你说得轻巧，那时我们这种人家死个人像死条狗，谁还管验尸，反正死了，刨个坑埋了。
这样，我两个弟弟都叫我连累死。死了还背着罪名：一个反革命，一个盗窃分子。我父母便有三个坏儿子：一个反革命，一个小盗，一个右派。你说我这是个什么家？
“文革”初，学校党支部叫我向毛主席说实话，请罪，老实交待问题，不应该隐瞒。我想来想去想出个问题：一次给学生批改作文时，写一句“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笔误了，写成“用毛泽东思想批判毛泽东思想。”这同学拿着作文来找我说：“老师，你写错了。”我吓了一身冷汗，赶紧改过。幸亏这孩子老实，没给我告密。
我就把这件事对党支部老实交待了，向毛主席认罪呀。
其实我不说谁也不知道，他们并不掌握这问题。你说我这人咋回事？又没人给我压力，咋我偏要说呢？我还信任他们吗？我还嫌自己不倒霉吗？放在心里犯嘀咕吗？天生—种贱性吗……我说不清楚为什么非说出它来不可。我总怀疑，有种悲剧性的东西潜伏在我血液里。
我有血液病。
这样，我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狗胆包天反对毛主席。批我，打我，打得我受不了时，我跑回村躲起来。后来两派大联合又派人把我逮回学校接着批斗。咱不说肉体的痛苦吧，说那些没用。肉体的苦一不疼就忘了，心里的苦你忘不掉也弄不走它。因头很多苦你并不知道咋回事，更说不清楚。如果一天你能把它清楚地说出来时，就不再觉得苦了。痛苦就因为你没能力说清楚它。
七六年大地震中，我们一个县全震垮了。火车不通，我跑了几十里路赶到家，已经一片废墟混着无数死尸。死人都是我乡亲，个个全认得。老天爷、土地爷、城隍爷这些老百姓造的神仙待我家特别优待，没收走我家一个人，全都死里逃生，在村外野地里搭个棚子不知为了活着还是等死。那会儿最难办的是找不到东西吃。大队用大喇叭招呼：
“贫下中农同志们，现在都到大队来领救济物资！”
救济物资只有些饼干。人们都去了，但大队说救济饼干只发绘贫下中农，像我们这种有问题的人没份儿。我老婆去了被顶回来。人们走回来时，瞧瞧他们的表情吧。贫下中农两手捧着饼干，脸上那种优越感呀！而我们这种人不声不响，垂头丧气的样子！就这点东西就明显地把人分成两个阶层……那些有饼干吃的乡亲决不会让给你一点儿，你就像条狗蹲在一边。可是他们也不当着你的面吃。你说这为了啥？因为怕你看着馋会向他要？因为自己独吃心里过意不去？还是怕忍不住时分给你一点儿，叫大队干部发现了挨说？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