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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算其中一个垫背的，该着，命！
对了，他们整我，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那个革委会主任想拉起一帮支持他的人。我管生产算有实权的，他们想把我弄下去，叫他的人掌权。说我反革命，说我歪曲语录不过是个借口。干掉一拨人就能换一个班子。好多单位都是这样，人一换，结成死党，再变就很难了。为嘛历次运动整人的总在上边，有根呗，上边有人下边也有人。只要他今天不犯法，你拿它没词，干气，没辙。你要跟他顶着，他还能变着法儿整你治你。当然他不会再打你，他也不傻。可是再赶上“文革”这样的机会就很难说了。
比方我这样受迫害，到今天他们也没公开给我平反，平反等于结他们脸上抹黑。因为他们还在管事。再说怕我一平反，恢复工作，他们手里的权就得让出来。七三年以后，我松快多了。反正他们掌住了厂里各部门太权，不再拿我当眼中钉，不再说我反革命，叫我到车间干活。七五年我被派到宝坻县支农，帮农村建工厂。厂里有个老工人见咱人不错，不是歪嘎溜滑的人，我厂同去的人说我绳问题，他就把他闺女许给我。这闺女是个农业技术员，人老实到家。我们结婚了。回厂后没房子，我们就住仓库的一间传达室里。白天仓库管理员在那儿，晚上就归我们，不了点小屋。这时有人背后跟我老婆说坏话，说我是反革命，我爸爸也是反革命，还说你跟他一辈子，就背一辈子黑锅。我老婆是农村人，人说什么是什么，虽然城里的事一概不懂，反革命算嘛她当然明白。她就说我骗她，成天哭，成天跟我打架，我说嘛呢？说嘛她也不信，认准我是个反革命，剜心眼坑害她。我急了，跟她吵，吵着吵着也吵不下去，看她也怪可怜的，精神压力很大，就像我挨整时那样。我不说，她也不说话了，别扭憋在心里边。孩子生下来八个月，她忽然心脏病暴发死了。她原先没有心脏病，身子捧着呢，纯粹是别扭死的，真够冤的！是为了我死的！人死在厂里，厂里一分钱补助也不给，这就说我还是有问题是吧！孩子打八个月就归我带着。又当爹又当娘，我一个男人怎么会当娘呢，只得把孩子白天黑夜在托儿所一撂，直到孩子上小学我才结婚，家里总得有人照顾孩子吧。您算说着了，后娘总不如亲娘。我现在这个老婆再好，和孩子总是两拿着，这是我一块心病。这一辈子算是背上了。您说我招谁惹谁了呢？
我倒霉倒成这个样，可整我的那些人个个好好的。
当下人家当官的当官，管事的管事，升级提薪，活得有滋有味。另看他们干活抓生产没能耐，可跟农村生产队搞点歪的邪的都行，都肥了。
就看他们这些人吧——
在“文革”中整人的人，一个当了供销科长，一个当了人事科长，一个当了生产科长。
这个生产科长就是打我最凶那个；人事科长就是看牛棚不给我水喝那个，早先干过一阵子财务，嘛能耐没有，一算帐头疼就哭，又调到政工管人事来了。瞧这帮靠整人起家的，个个神气、威风，头头呀。那个革委会主任又靠着这帮人保着，现在成了书记，人家还是行，大权在握。他有权，当然又能保着手下这帮人。哪能再用我，叫我上来他们不是栽面啦？
“文革”就是没能耐的整有能耐的。他们没能耐，不靠这机会，不把咱整下去，他们就上不来。“四人帮”离老百姓远着哩。实实在在害人的，还是各地方各单位这一帮人。可是把厂子交给他们干行吗？我们那么大一个厂子，如今该了一屁股债，连圆珠笔芯都发不出来了。要靠这帮人改革能改好？我死也不信。不信你又能怎么办？人家上有根下有人。我一赌气就打厂子里调出来。他们显然也乐意我快滚，我在他们眼里，不硌眼也是砂子。清查管个屁事，挨清的还只是一些没根儿的。有根儿的照样动不了他，换了门面照样行。现在不是说都朝前看吗，正合他们意。他们最不乐意提那段事。你一提，他反说你破坏安定团结。
谁他妈破坏谁。我家没了，老婆也死了，儿子有娘又没娘。我给整得身体虽然还团圆个儿，精神差多了。打闹“文革”到如今，已经四十大几。他整人的人倒活得有滋味，有职有权，有家有业，现在有权也有钱哪！我找谁去？
我想起曾经整我的两个人。有一个当过厂革委会常委，政工组长；还有一个当过车间主任，都为了强奸妇女判了刑。我想大概只有法律能管他们。拿别的都不成。他们都混油了，嘛政策都有空子钻，嘛运动他们都能混过关。所以开头我说，我就学法律。现在不是讲法制吗？咱学透了法律，拿着法律慢慢等着，只要他们犯上法，就拿法罩上他们。我不信这帮人犯不了法。嘛？您说他们灵，会躲着法办事？唉，您别说叫我泄气的话好不好？要不您出个主意，我使嘛法？只要能报复就成。
***弱者的依靠只有法律。那么，法律的依靠是什么？***
第19章 说不清楚
1966年 男
32岁
U市C县某中学语文教师
我天生有种上当受骗的素质——小时候就有过自杀的念头——祖祖辈辈留给我的两个字——喊着喊着真情绪来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菜单”——两个弟弟被我连累死了——这《家训》上依然没有一句话能说清楚
我是个悲剧性格，就是说性格决定我这个人必然走向悲剧，因为我天生有一种上当受骗的素质。更可悲的是，明明知道自己受骗了，还说不清楚，咋回事呢？因此我常常陷入痛苦，自己和自己找别扭。我恨我的性格，却又无法摆脱。为这个，我很小时候就有过自杀的念头。
小时候，一次，我看嫂子很辛苦，给她挑水。那时我多高？水桶上不是一个钩儿、两个环儿吗？我挑起来，水桶底将将就就不蹭地面。两桶水压得我膀子生疼，走起来趔趔趄趄；我必须穿过邻人家的堂屋才能到我嫂子房前。我摇摇晃晃走过那家时，他们大人就上来说：
“二兄弟真能干，还抓时候给我们挑水，快接着，接着……。”
说着提过水桶，把水倒进他们缸里。
我呢？傻站着。不好意思说：“我不是给你们挑的。”照我们地方的土话说，这叫面矮。可是，我心里明白——他们使这法子占我便宜。明白为什么不说呢？这话多平凡、多普通，怎么就说不出来呢？但我当时就是没这种语言。多少年后想起这事，我不恨他们，恨我自己。这就是那种上当受骗的素质吧！以后我在政治上吃亏，受挫折、委屈，也是缺少这么……这么一种概念，一种语言，一份脑子？究竟缺什么，我说不清楚。
这是我第一次上当，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说不清楚。
我们村头停辆独轮车，一边架一个筐，卖甜瓜。围了一些人买甜瓜吃，
甜瓜五分钱一个，我交了五分钱一张票子，买一个，站一边吃。正吃着，卖甜瓜的说：“小核桃（我小名叫小核桃），你吃瓜交钱了吗？”大概他没记住我交钱了。
我说我交了。卖甜瓜的指指钱盒子里的票于说：“哪张是你的。”
盒子里都是五分钱的票子，我看一张像我交的，就指着这张说：“这一张。”
不料旁边一个吃瓜的人说：“这是俺交的。”
我就懵了。一急，只觉得满盒子的钱都一个样儿，便随便又指一张说：“这张。”
要命的是，另一个买瓜的人说：“这是俺交的呀，中间还有个裂口，你这孩子咋瞎赖账呢。”
这时我就把自己放在诈骗人的位置上了。卖瓜的、买瓜的、吃瓜的，一起指责我，我说不出话来，好像我真的骗瓜吃，脸烧得慌。
有个同村的老婆子，人挺慈善，我叫她三奶奶。她说话了：“你这卖瓜的，咋不依不饶呢，谁家孩子不想吃个甜瓜？兴许大人不给钱，吃个瓜算啥，瞧你把人家孩子说的！”
这同情——更糟！反把我的“诈骗”肯定得更结实了，定案了。同情也糟蹋人呢。
当时我只觉得委屈，倒没想到名声什么的。过几年，一个邻居跟我母亲吵架，骂道：“你们这家人，吃甜瓜都不给钱。”我才知道自己一直背着这恶名。我气得原地直蹦，不住地一声声“呵、呵”地叫，就是说不清楚。急得我一头朝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