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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择网时，别人的枪已经过来了就是。所以我感到中央改革非常难。再说对“文革”的评价呀，中央出于拨乱反正的考虑，从政治上彻底否定，这是必要的。因为政治这个东西应该这么干，政治不能讲人情，政治斗争是没有诚实性可言的呢，这是需要。就好像一个屋里原来住的这家走了，你进来好好收拾，但怎么看怎么也像过去，必须连好的带坏的都扯去。可是我觉得不该否定的就是红卫兵。对红卫兵应该做历史的分析。我感到对红卫兵的历史分析不用我们这一代人考虑了；说老实话，对一场伟大的斗争，或者对一场错误的斗争，不是一个很近的距离就可以做出正确评价的。我对这点充满信心。就是现在，评价好“文革”也不可能。说老实话，我现在看一些电视剧和电影，还有别的文艺作品，把红卫兵描写的像国民党兵似的，这不公正。那些作家，如果他们没参加“文革”可以谅解；参加了“文革”，还要那样描写，那纯粹是不讲作家的良心。有的电影，来了一辆刑车，一群红卫兵上去，把男的拽出来了，女的眼泪刷刷就下来了，那孩子还追两步，也不知怎么一绊倒下了，妈呀，爸呀，伴着音乐效果走去了，哪有那事？红卫兵哪有那事？红卫兵那阵也爱孩子着呢，是吧。
红卫兵运动是个历史悲剧，但有人拿它跟党卫军相比，太不公平了。红卫兵是自发运动，党卫军直接受纳粹操纵，完全两码事呀！对于当红卫兵当然不能说我不感到惭愧，可我也不后悔。然而有些东西可以忏悔。到了我这个岁数，反思得特别厉害。我觉得我们这拨人哪，也可能是国家最稳定的因素。他们深知两种路线不同的苦。他们受过那种集中听党的话的教育，而且在当前这种开放局面，这拨人一般都比较稳定。他们既不像老的那一代盲目地反对，也不像年轻的一代准备全部接拿过来。毛泽东同志那阵子给我最大的是阶级感情，我到现在为止，到什么时候不致于胡作非为，不堕落，困难时也不堕落。但我也恨，恨那时教我们盲从，教我们单线思维，不会多项思维，不会逆向思维。实际上他老人家呢，还说过不少这样的话：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但是他是一个叶公好龙的人，你一旦真这样干的时候，他又不干了。我今后，我是这样想，我还可以给国家再干三十年。我只想规规矩矩地把国家给我的工作认真搞好，活得不也好受点吗？就是。
***世上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圣徒受骗。***
第17章 硬汉子
1966年18岁
男
T市某起重设备厂工人
清理阶级队伍时家里翻出“变天帐”——墙倒众人推进恶邻欺辱——到派出所有理也没理——哥哥的小血块——都为了操他妈“文化大革命”——想当军属写血书——每月干四百个小时也于事无补——硬汉子的丧气话
咱说实在的，这十年把我们家糟践得够惨。可是咱不是窝囊废，咱是硬汉子，要换平时，咱能豁出去拼啦。可那时候不行，算你再硬的汉子，也得聋拉着脑袋。
人就一口气，不是？我是憋着这口气过这十年的。今儿找您也是撒这口气来的。
六六年我刚打中专毕业，分配到起重设备厂。那年十八岁。跟您说说家里边的情况，有父亲、母亲；奶奶、哥哥、弟弟和妹妹，就缺个姐组。奶奶那年八十岁，和我岁数正倒个个儿。父亲精神有点病，虽然算不上神经病，反正有点那个，那个是嘛呢，也不是傻，也不是疯，缺根弦吧。哥哥原先是棒小伙子，一次工伤砸坏脑袋，他倒是真正的神经不正常。弟弟妹妹还小。家里家外唯一能顶饿的人就我啦。我家这样儿，就算不“文化革命”也够劲了。
可“啪”一下子又来个“文化大革命”。
开始我心里就犯嘀咕，我家虽穷，可出身不算好。我父亲解放前当过一年交通警，他名下又有房产，实际上是奶奶她父母的房产；奶奶没兄弟，由她继承，爷爷做代理人，爷爷去世后就由我父亲代理。总共三十来间，五十年代房屋改造，交公十间。那么多年，房子早破得不成样儿，就这么一个二十间破房的“代理的代理人”，四清时就查过一通，没划上资本家，可也没定下成分来，一直接着，毕竟出身不是红五类。“文革”一开始乱抄乱斗那股劲，哪有准，谁知撞上谁。我看见一家二十多口人，排成一排，胸前全挂着牌子，都剪了头发，也分不清男女了，在一条大马路中间，叫红卫兵批斗，我犯嘀咕。赶紧把家里的“四旧”——老瓶子老罐儿老东西呗，清理清理，该烧就烧，该砸就砸，别叫人“扫四旧”扫上，找事儿，对吧。
起头还没嘛事，搞“清理阶级队伍”时，有天半夜突然砰砰砰砸门，一看是街道代表，叫着要“查户口”，带进来一帮人，都是街道积极分子。直到后来才明白，“文革”一开始横扫时很粗糙，有乱来的，也有漏的，到这次可就不一样了。“清理阶级队伍”是挨个儿清，你有屁事也逮住不放。他们稀里哗啦地翻，忽然叫起来，说翻出我父亲的罪证。大叫是“变天帐”！其实就是以前收房租的帐本和收据嘛的，这就不得了啦。也美死他们了，可逮住事儿啦。当时把我父亲带到街道革委会，通知我父亲单位。我父亲单位用小吉普当晚把他弄走。居然单位也说我父亲存“变天帐”，想变天，想复辟。就那点房租收据有嘛用，再说我父亲那样，说话都哩哩噜噜，写检查都是我妹妹帮着写的，他有能耐变社会主义的天？毛主席还说枪杆子出政权，给他个棍儿都拿不稳，更甭说枪杆子，往哪儿变天去？这就关进牛棚，戴上伪警察和反动房产主的帽子，天天在各车间轮流批斗。
我家出了这种事，全家人坐在屋里，连门也不敢出，一连多少天没正经吃饭。我奶奶哪经过这事，吓傻了，摔了一跤就再没起来，瘫在炕上一连数年，捱到七二年死了。我到我父亲单位想说一说，那负责人好凶，我刚作自我介绍，说我是谁，他就冲我叫起来：“你来干嘛，你想干嘛？”心想，我要再多说一句叫他逮住，甭说我得给打成“为历史反革命翻案”，我父亲更得倒霉。只好连声也没吭，扭头回家，您说窝不窝气？
别嘛事都说是“四人帮”，社会上要是没那一群一群的，光是“四人帮”能造那么大的孽！我们家这么一来，点儿就低了，一下子街道邻居全变样，好赛他们无形中点儿高了。以前有点矛盾嘛的，都好办了，有怨报怨，有仇报仇吧，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了。
遭白眼，挨骂，有时吃着饭一块砖头飞进来，玻璃窗粉粉碎。我们也不敢言声，你能说嘛？你能找谁说去？我母亲被同院一个小伙子拿拔火罐把脑袋砸得呼呼流血，我十四的小弟弟叫同街一个小子拿砖头把后脑海砸破，缝了九针，当时满脸的血呀，看不清鼻子、眼睛、嘴。我们是人呵，哪能受这侮辱，叫他们骑脖子拉屎，连头还不许抬抬。打到派出所，可你家里有问题，你就没理，完事还得叫我们认错。挨打时反驳几句也算错，算挑事儿。我是二十岁小伙子呀，好摔跤，也会点武术嘛的，正血气方刚。要不是那时候，我一个能让他们俩仨，我是能把气往肚子咽的人吗？
有一次，我大哥犯病，夜里喊闹，被邻居一个农村来的亲戚，拿扁担打得满地滚儿，头破了，流一地血。同院另一家看不落忍，拉着那农民叫着：“他是个精神病人，不能打呀！”那家还有个亲戚，喊着：“我们打的是房产主，资本家的儿子！”我下夜班回来，已经完事了，否则就会一场恶战。我真要发狂了。我看着地上的血，拿小铲铲起一块小血块，豆腐脑赛的，放进笔记本里，我哭了。我很少哭，男子汉掉眼泪没出息，可我掉了，嗓子眼直往外窜火，脖子上的筋崩崩直跳，我想豁命，但归齐还是把自个压下了。我不傻，我想这一拼，准算“阶级报复”，我父亲，我全家就更完了。里里外外还得指着我哪！这口气比铁疙瘩还难咽，可咱爷儿们咽了。现在我总想，我家没有对不住邻居的，我家又没恶人，以前也没跟谁家作过死仇。再说，房前屋后还都处得挺热乎，为嘛人都变成这样，为嘛我们受这个，我可说句粗话了——都为了操他妈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