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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超出人的想象那部分是荒诞。***
第16章 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
1966年20岁 男
S市某师范大学学生
文革初期的反动学生——《十六条》公布那夜起义了——八。三一见到毛主席——北京作家协会批斗田汉——大串联——拥军派抢劫弹药库——工宣队一人手托一个芒果进校——修教路线的典型——看了《红都女皇》后完全消沉下来——“我做红卫兵并不后悔”
来时候，几个当年老红卫兵说，你去把咱闷在心里的话冲他说说吧！我找你不是忏悔来的。我感觉直到今天对我们也是不公平。你要敢写，我就敢说。当然，按你要求，我还要从自己的经历讲起。经历本身就是一切。这么说行吗？
我这个人我说的可能前后不衔接啊，我先简单把“文革”前一两年的情况说一说，因为这是基础。我是一九六四年的高中毕业生，那阵我考学的目标就是南大。我比较喜欢古典文学。可当时到处都在宣传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的事迹，处在“文革”前高潮的预演，上山下乡的不是叫先锋吗。我这个人历来就听觉的话是吧，因为我从上小学一直受着正统的听党的话的教育。我出身挺好，父亲是个拉三轮的工人，我的母亲是在农民家庭长大的，我的二姐还是由政府给找回来的呢。解放以前我这组姐就卖给这里十大资本家刘襄九他们家，卖去之后我妈妈就去给他们当奶母啊。
要讲这个还是一段故事啦，这个题外话啦就先不说啦。政府经过周折把我二姐找回来了，我对党的感情就是很朴素呵，共产党说什么是什么。可是，中间有个岔头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哇，我当时上小学二年级，有一个女老师对我特别好。到了一九五七年了，她突然间就成了右派。当时我很小，但挺纳闷儿，女老师挺好的吗，怎么成了右派了呢？从那阵子后我就隐隐地感到领导非常厉害，不能得罪他们，同时呢，也不应该得罪他们，他们就是党呵。后来我偷偷地去看我们那个右派老师，她已经疯啦。她姓严，教语文的老师。我记得当时那女老师还穿着旗袍，留着短发，就像电影里“五。四”时候那样子。我到她家，她抱着我就哭，她说她真想喊，现在看起来呢，她当时成为右派无非就是直言不讳地提了些问题，可是从那以后我的思想很矛盾。在我的心灵里埋下了两个根子，一个是上级领导了不得；另一个根子呢，就是，不能反对党，党是永远正确的，党是不可能出现错误的。后来上中学，就是一直听党的话，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直到了七０年大学“毕业”
分配。历年来我在分配的志愿书上，从来都不填什么志愿，就是坚决服从党的分配。可是现在想起来就是谁听了话谁倒活该倒霉，那些不听话的现在闹的还挺好……现在把话再接上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四年到春天、夏天之后，我突然间决定不考大学，上山下乡。家里当然反对喽。
还有个语文老师也不乐意。但她也得支持我呀。那个时候谁敢说不让上山下乡啊！那时形势还不能不表态呀！不表态不就是反对么！不乐意还得说乐意，特别赞成。我就到宝坻县去了。一共去了七十一个人，那真正就是革命去的。在八一礼堂开的欢送会，市长欢送。到宝坻县了，那儿正发大水，都是老百始把我们背过去的。一去，一进村一看根本跟想象的那个农村不是一个样。不过去了还是很高兴的。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头两个月干活，还有那种虏诚的革命劲头鼓舞着，干来干去觉得枯燥了。最严重的就是吃不饱。因为下去之后绘四十五斤粮食，十几岁的青年啊，四十五斤粮食而且是任何副食没有，光是棒子和麦子。后来麦子没有了，就是棒子。等到了冬天的时候连棒子都不够了，就把花生皮子推了掺着吃。说老实话，这点儿受不了。所以当我看了张贤亮那个《绿化树》，讲的挨饿那段情况，我觉得人真是一饿急了就什么办法都没有啦。这个还没有动摇我上山下乡的红心啦，糟糕的就是后来开始的四清。唉呀，我记得在一次下雨刚从地里收了高梁回来——在宝坻县收高梁，怎么收啊，就是从水里捞高梁。它这两边地呀，是沟，人下地的时候得从沟里走，水那么深，高梁从水里冒出来二尺来高。怎么收呢，两个人拴根绳于，中间弄个杆，叫拉杆。一走，一拉，正好把高梁压下去了，手里拿个铁片呢，叫把镰，卡下来往胳膊上一放抱成一捆。我们这些不会干活的呢就一捆一捆地背出去，很难走哇。高梁砍完都是一个茬一个茬的，就有点像越南布的那个竹雷阵什么的，根本就不能踩。苦哇，累呀。一天我到村里一个小学校去找一个老师借点书看看，一推门，唉呀，几个干部正在屋里喝酒，这是在六四年，那时正在看《夺印》嘛，就这时候。当时思想很简单，阶级斗争都是图片式的。其实现在想起来又算什么，那些干部也挺累的，喝点酒明。炒三两个鸡蛋，中间有个茶缸子，倒点白薯干酒，七八个人来回这么一轮，叫把拼锅，拼盘的拼么，就这个意思。可是当时一看他们干部背着农民喝酒这个劲头，马上意识到这是坏事，下地时不由自主地说出来了。可没想到整个那村里就两姓，一是书记的姓，全姓孙；一是副书记的姓，全姓姜，都有家族关系，没几天很快传出来了——这天收高梁回来，那个书记就站在街上骂街，当天晚上连团支书，再加上妇女主任等等一块历数我的罪状。这其中一个罪状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服从分配？干活的时候你为什么老抢着重活干？重活你干的了吗？出了事你负得了责任吗？这类的话，这一下我就在村里呆不住啦。这时候呢，四清工作队就进村啦，我一下于就跟四清工作队站在一边啦。但是当时那个四清工作队叫“粗四清”，也叫“粗线条四清”，搞了两个月抬屁股就走啦。他们一走我可倒霉啦，唉呀，那简直就受不了啦，书记叫我去拔麦子。宝坻县那阵不讲割麦子。他们为了把麦地弄干净了，再种第二茬庄稼时省事，拿手拔。这是惩罚呀，咱们根本就拔不了哇，连夜地拔呀，我就动摇了。
到了一九六五年春天，国务院对各专署哇有一个通知，特别招收历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大学。公社找我说，保送我去，我说保送还考不考哇，公社说就考考语文和政治，我说我太愿意走啦。后来我走的时候，村里给我做的鉴定居然非常好。在“文革”当中我们摸黑材料哇，在学校里头搜出来这个鉴定，上边写着我阶级感情深厚呀，吃苦耐劳呀，讲的非常好，我太出乎意料啦。为什么？是村里那帮人用这法儿赶我走。现在想起来，大概我这人还有命上大学。因为六五年我要不走的话就永远不可能再上“文革”前的最后一期旧大学。六五年是最后一拨呀。
但也不一定命就好。我六五年九月进大学，到了六六年六月，就开始“文革”，这还不到十个月哪。去了之后，学校对我这个“下乡知识青年”挺感兴趣，当了班里的劳动委员。
那个学校是新建的，什么都是由几个学校凑起来的，从师大呀，北大呀各地。再说进了学校，首先就是学王杰。读什么书呢？现代文学只讲了一个《白毛女》，后来讲了一个关于大寨的报告文学；历史还没来得及讲，就革命啦，就尖锐啦。再尖锐我不怕，主要觉得自己是出身好，没辫子，不在乎呗。另外，我历来就是听共产党的话是吧，听党的话就不怕。从来也不再多想，根本不用什么“曲线思维”，靠条件反射就行。我好虞诚呀。真是认真地写自己的日记呀。哪天哪个事做的对不对？学王杰天天问自己五十个“为什么？”之类的，完全写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不像有些人，打一写日记，就惦着将来发表，沽名钓誉。
系里却有一些人总认为我不对头，主要因为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跟我谈得来。而我们班有个苦大仇深的同学，那真是几代贫农，可也真是蛮不讲理——我在农村呆那一年，特别感到在农村里真正捣蛋的不是地主富农，是那些贫下中农。因为地主富农他根本就不敢捣蛋；不捣蛋还跟他没完呢，他怎么捣蛋哪！——所以我对这人印象非常不好。学校里有个政治辅导员就找我谈话，说你得注意什么阶级路线，啊，你得注意跟哪些人来往，啊。我说他们怎么啦？你说，我这样老顶撞他，他对我的印象能好吗？再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