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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所有的家。家里只剩下几个人，父母兄弟和我自已；自己只剩下吃喝拉撒。整天念语录，做检查，一遍遍重复地交持问题，大宇报上常出现我的名字，开头我总怕看见我的名字，可是这一切到了六八年，我已经相当习惯了。包括那些没有问题的同事对我没有笑容的表情，呼叫我名字时冷冰冰得像喊牲口的声调儿，我都习惯，这世界已经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了。当亲眼看见一批批人挨打、被捕、坐牢、自杀，我想，平安，就是自由。或者说很具体、很实在的自由，就是平安无事。
我获得这“自由”大概没问题吧。
可是突然一天，我被扣起来。
事情弄明白后，我并不害伯。起因是六七年初最乱的时候，我弟弟一个朋友的父亲，是北京一所中学的党委书记。他被做为走资派斗得死去活来受不了，逃出北京来躲躲。我见他困难，留他在我家暂住。我会烧菜，有时来几个老同学一起吃吃聊聊。一个多星期后他就南下去扬州的亲戚家。运动高潮过后他回到北京的学校。他比较有经验，为了争取群众团结他，就告发我，说我家有个黑组织。什么？忘思负义，不不，忘思负义在那时候是常事儿。
我想，这事我有根，因为叫我组织什么我也不敢。折腾一段时间，内查外调弄不出证据，就给我下了结论，说我属于那种“推一推、拉一拉的可以教育好的剥削阶级子女”，应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把我放了。还发给我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一种由市革委颁发的毛主席像章，只有属于“革命群众”的人才发给一枚，相当于一种公民权，或者是现在的身分证。我就戴着这枚像章高高兴兴和一个姑娘结婚了。
结婚那天，望着我爱人，我还在想，从今天起，我喘口气儿也得想想别犯着什么，要不就会对不起这个肯跟我这个穷鬼作伴度日的女人。可是没想到四月四日这个倒霉的日子正等着我呢，我连这口气也没喘过来，结婚整四十天，六八年四月四日，公安局革委会突然来人把我抓走，关进监狱。这回我怕了，我没犯任何罪，怎么会抓我入狱？我想是不是他们抓错人了？我也不敢问，因为那时抓人是没错的。人好比养的小鸡小猫，抓起来，怎么能是错？
一进监狱，就必需穿监狱的衣服和鞋子。一大堆鞋子扔在那里，我摘一双大小合脚的穿。穿鞋时发现鞋帮上用红漆写着171号。我的心一激楞，心想坏了，我的犯人编号恰好也是171号。命中注定我进来。这叫命运的暗示。
当然，我还存在侥幸。因为我知道自己没犯过任何罪。谁知生活严峻得连侥幸也不给你。
我一连接受六次审讯，提审都是在深更半夜，问的问题极其奇怪。始终追问我一个问题——叫我交出手枪来。我想，这事肯定搞错了，不是我。我说，你们就是现在叫我出去弄一支来；我都不知道到哪儿去弄。我从小在学校，出来工作还是在学校，除去在电影上，见都没见过这东西。
六次审讯后，不再问我任何问题，好像只这一件做梦也想不到的怪事。
我被放在狱里，天天学习。这种监狱的设备挺特别，屋中间摆着一条条矮长凳，白天犯人们一徘排坐在上边读毛主席著作和政治宣传材料；晚上把一块块大木板往上一铺，睡觉。
门上有个巴掌大的小门，是看守的监视孔，只要小门一动，犯人们立刻正襟危坐。后来小门改成—块水银镜子，上边划上道儿，镜面朝里。看守夜外边看得见里边，里边只能看见亮光光的水银镜面，看不到外边，挺妙吧！这一来，犯人们谁也不敢再稍有懈怠了。有一次，我站在门前一照镜于，吓了一跳，我的脸色好难看，惨白，腮也凹进去，左右两个明显的坑，胡于老长，不像人样儿了。后来才知道，我传染上结核病。
我想只要他们查出我根本没手枪，就该放我出去了。一准是弄错了人，除非有人诬陷，谁呢？我是从来不会也不敢得罪人的。谁会忍心将我置于死地？再说北京的中学党委书记那件事已经结案了。
一天，忽然提审我，还是这手枪。
我有点急了，说：“这事没什么可考虑的。”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敢冒犯官方。谁料这预审员没发火，反而态度温和下来，他说：“你别过早关门。我给你提个醒，你从玩具上想想。”
我可奇怪了，这种生死攸关严肃的事，怎么扯到玩具上去？我说：“玩具手枪我倒是见过，可您想想，我是当老师的，我也不能整天身上带个玩具手枪呀！”
预审员今天真有耐性，他说，“别急，你再想想，能带在身上的。”
我再一想，有！是钥匙链儿上那个小装饰物，两厘米大小，一个朋友送我的，是法国货。紫铜上嵌有银丝，很好看。我说：“有一个，是钥匙链上的小坠儿。”
预审员说：“对呀，你怎么不早交待呢？”
我听傻了。难道为个钥匙链抓我人狱吗？难道我能用这小玩意儿犯罪？家家都有菜刀，是不是也全都得关进监狱？我冲着他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他说：“你就把这问题写下来吧！”
问题？满天乌云了，脑袭里也糊涂一团。我就把这小钥匙链谁送我的，哪年带在身上的，哪时抄家被抄定购，全写了。他还叫我照原样画个图。他看看我这份“问题交待”，点点头夸奖我说：“你这态度多好！”
从我被捕到判刑，只问过这么一件事，再没问过别的事，一放就放了八九个月。
开头我觉得这事弄清就该放我出去了。日子一久便纳闷，再久就觉得不对劲儿。有种灾难感。好像我被一种很古怪的魔手死死钳住。这手是谁的不知道。只是一种感觉。我逃脱不了。
果然，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天下小雪。有人叫：“171号！”我一出屋，许多全副武装的警察就上来，使绳子捆起我，把我押上一辆大卡车，车上还有别的犯人，弄到一个大戏院去公判。到了大戏院，我被命令站在一排犯人的头一个，那时头一个都是量刑最重的，大都枪毙。我想，我完了，没意思了。说什么，喊什么，也没用。我是一只该宰的鸡。那天有两个小细节很特别，在捆绑我时，一个小警察捏着我的手腕在袖筒里转了转，说：“勒得太紧，你就说话。”车子在路途中，常遇到树枝，又是这个小警察对我说：“低头，小心树枝。”那时是决不允许同情犯人的，但他说这些话并不背人。因此我想，我多半要被枪毙了，按常规，枪毙前总要对犯人客气一点儿。事后我才知道，这完全出自他本性的善良。可惜我当时那心情，已经不可能注意地看他一眼，记住他的面孔。
法院宣判我的罪行，总共三条：
一、思想极端反动。
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文化大革命各项政策。
三、文革中，以其家为据点，收听敌台广播，为刘少奇鸣冤叫屈，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
这三条，哪一条都是死罪。在我一片虚无时，只听台上叫着：“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我一听，才二十年？噢，又活了，没事了，那时并不觉得二十年多啊。
判刑后，我校送到××监狱服刑。先要对我进行服法教育。他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就感觉，这张判决书是我的吗？这些事我一样也没有，你们怎么也从来没问过我呀？”
我总这么说，就是顽抗，给送到监狱里一个非同寻常的学习班，叫做“血肉横飞学习班”。再不服罪就要挨打，血肉横飞，就这意思，凶吧？
可是老实说，我并没挨过打。因为我的结核病已经开始大口吐血，天天带两个口罩，手拿一个密封的塑料痰杯。—个多钟头吐一杯血。每次吐血时都想，这大概是最后一口了。
关了我四个月，我还是没法认罪。一天军代表和管教科长把我叫去，我穿一件空心大黑棉袄，手捧痰杯坐在一张凳子上。
管教科长说：“今天你有什么只管说，想说什么说什么，都可以。”
我说：“为什么预审时从来投问过我的事儿，都写在判决书上了？说我偷听敌台广播，可文革时我家被抄得光剩下地板了，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