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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那姑娘：“你说这么行吗？”
那始娘一直低着头。听完我的话，轻轻点了一下头。还直怔怔站着，好像不知该怎么做。
业务员对她说：“要是说定了，咱就得走了，还得补一张车票去，再晚怕没票了。”
那姑娘头还是没抬，对我说声：“我总记住您。”转身跟着业务员去了。这句话可有点撕我的心。我忽然灵机一动，拿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叫住她，跑上去说：“这是我的地址姓名，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写信给我。”她接过纸条就哭了，哭着就走了。我一直站着看他们走远。这姑娘一直跟那业务员保持两三尺远的距离，中间空的那块地方，是远处的车站。
两个气质经历各个方面完全无关的人，就这么走到一起去了。她和他保持这个距离，不愿和他挨近，大概出于一个少女的自尊，还是出于什么别的心理，就琢磨不透了。我看着，心里不是滋味。
事过之后，一直没有收到这女孩子的来信，我想她肯定在遥远的边疆生活或生存了。也许在操持家务，也许已经生儿育女。但愿那个其貌不扬的业务员心地还好，能在这艰难世事中给她一点点温暖。不知为什么，偶然这女孩子的身影在我眼前闪过时，我总带着一点担心，一点不安，好像还有一点点内疚似的。
七五年秋天我去北京出差。忽然想起那姑娘，很想知道她的情况，想到那新疆业务员在北京家的地址，是西直门内草打厂l17号。我去了，找到草打厂，非常奇怪，那儿根本没有l17号，我以为我记错了。再找17号和77号，都不对。我就找到居委会，问一个街道代表老大娘，她说这儿从来没有这家人，也没人去新疆支边，根本没这个人，我再往深问，她起了疑心，反而问我姓氏名谁，找这人干什么，还向我要工作证看。那时到处都搞阶级斗争，好像到处都有阶级敌人。我要是再追下去，她就会把我带到派出所去的。我只好应付一下去了。
走出草打厂我才意识到，我受了那所谓的新疆业务员骗了，那姑娘也受骗了。我竟全傻了。已经事隔一年，那姑娘可能被卖，可能受到更悲惨的命运，甚至可能不在人世。我就深深的后悔起来，如果当初我制止，那姑娘即便被迫无奈回到生产队，也不会落到这处境。都是因为我！在人家把命运压在自己手上时，自己却轻易的处置了，这究竟不是一个人问路问道呀，可是我又想，如果当时不那么办，又该怎么办。跟着我又觉得这是为自己开脱。我这是没有人性，够不上一个男人。每逢此时，我会自己给自己胸脯来上几拳。
我不想往下说了……我现在只想知道这姑娘如今在哪里？
我画过一张画，从泥泞通向远处的阳光。这画是我为这姑娘画的。但愿有一天能把这画送给她。当然这也是用来安慰自己罢了。
***那时，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也是千万个人的命运。***
第14章 我变了一个人
1967年27岁男
T市某小学教师
我非常注意“安全系数”——四月四日是我生命中倒霉的日子——钥匙链儿上的小手枪——我快成“核武器”了——里边与外边的一切刚好相反——后天的一对儿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个日于永远记着。生日不算，那是必然会记住的，没生日就没有你呀。我说的是另外一种——比如初恋、结婚、离婚、爹妈故去的日子等等。这日子，与你的生命紧紧相关。我也有个日子，是四月四日。
四月四日是个倒霉的日于。拿破仑倒霉是四月四日，阿里·布托被绞死是四月四日，张志新被枪毙是四月四日。我被逮进监狱也是四月四日。七０年的四月四日。
我被判刑二十年，刑满到期应该是九０年四月三日。按年算的刑期，释放出来的日子都比抓进去的早一天，否则就多押一天了。所以四月四日这天，注定我倒霉。
直到现在，一到这天，就像我的死期来临，浑身不舒服，发冷，心里什么也不敢想。
这日子就像—个钉子，曾经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如今我被摘下来，可这钉子还在。深深的，死死的，钉在我心里。
我在监狱里蹲了十年，一直不知我为什么入狱，也不知为什么判刑。当法院念过我的“判决书”后，我惊讶地问：“这是我的吗？”直到我被放出来后才明白。不明白还好，不明白还觉得人家总有点什么道理，哪怕因为我踩死过一只蚂蚁。一明白，完了，人空了。好像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无边无际寒冷的宇宙里。
十年就像一把刀，把我切成两半。一半过去，一半将来，永远连不成一个整体。这感觉你不会体味得到——拦腰两段，还活着呀。
我过去像个傻子。活着好比做梦。
我本人的历史再简单不过。你写吧——四一年生的。小学、中学，中学毕业那年十八岁，没考大学，服从分配到一所小学教书。我一直没离开过学校。一条小溪没拐弯儿就流进社会。这小溪，清澈见底儿。我活得真诚和认真。可是，上帝事先给我制造点麻烦，叫我投生在一个狗肚子里。
我父亲是个大资本家，盐业公司总经理。但他解放后就不做事了。他喜欢书画古籍，整天在家念书，玩字画，很少出门露面。由于他名气太大，当上政协委员，便做了一身严肃的中山装，逢到开会来车接他，就换上中山装，拄根拐杖去开开会。他收藏的字画都是上乘的珍品，一辈子嫌的钱大多用在这上边了。很多大书画家，比如张大干、齐白石等等都是他的好友。我出生时张大千还为我画过一幅画——一块朱砂画的红石头上，趴着一条石绿色的小蛇，因为我是属蛇的。解放后他把这些珍藏一批批捐献给政府。比方那幅八大山人惊世之作，四十四尺长的《墨荷图卷》，恽南田二十四开的《没骨花卉册》，都是极精的精品呀！
还有文徵明的《横渡春江图》，上面有吴门十八学士一人一段题跋。祝枝山以楷书名天下，但在这幅面后边有他一段一千多宇的草书跋款——这些画全叫我父亲捐献了。他这样做，一是真心做好事，二是想买一点政治资本吧。那时资本家都是这种心理。
这种心理也遗传到我身上，就给我的真诚加进点复杂性。一方面，我虔诚地进行自我改造。“血统”里有问题，便决心给自己“换血”，时时事事都争取好的表现。另一方面，我非常注意自己的“安全系数”。吾日三省吾身，几乎每天都要想想，今儿自已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惹了领导不高兴；如果有，就觉得这个系数降低了。可是如果今儿说的话，做的事，叫领导表扬了，就觉得这个系数猛增，心里就稳当，踏实，有了安全感。我这样做，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上学时入了团，工作后当上团组织委员，工会主席，核心组成员。被领导视为“核心”，真叫我受宠若惊，报答之心就异常强烈，更加积极表现。我喜欢历史，对书画也着迷，同一位老先生念古书，学书法，这事也主动先向组织汇报，争得同意才去做。比方，我有套西装，淡蓝色的，只穿过一次。那次是元宵节，家里来了许多亲友，我穿上它对镜于一照，也觉得挺好看，可事后就觉察这是潜伏在血液里的资产阶级意识露头，必需防微杜渐，消灭它在萌芽中，这套西装便一直挂在柜里，再没动过，直到文革抄家时被抄走。
我找到一种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在单位积极工作争取领导表扬＋尽可能普通平常的衣装＋谨言慎行=安全系数。
再用这安全系数＋业余时间潜心诗文书画的享受=我的全部生活。
每天下班回家，最大的快乐是念书、背诵古诗、习字、作画。打开一个大漆黑柜子，把家藏的古人字面一件件搬出来，沉醉那笔精墨妙之中……现在年轻人恐怕会认为我活得可怜，是可怜！可怜得像只家禽。但最可怜的，是我当时觉得这么活得蛮不错，平静，自足，你看，这是我那时写的字：恬静、清雅、谨慎，这就是我。这是我的照片，很文气吧，还有点拘谨，嘿，就这傻样儿。
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红卫兵抄家开始。我正在学校写标语，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我还是“核心组”成员。忽然一个老同学骑车来告我：“你们家抄了。”说完转身就走。我只觉得天旋地转。跟着就被放在一帮有问题的人里去了，交待家庭问题，挨批判。家里被抄得一空，那些字画珍品，石涛、高风瀚、任伯年、任阜长的名画全侥成一堆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