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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得信儿去要他，一查我是右派犯嘀咕了。说只要我摘了右派帽子就调他去。公社书记找我，说他给我摘帽子，别耽误了孩子。我偏不摘，一摘咱就等于认输了。我儿子便一直没调成，我知道他恨我。大地震时，我老婆被砸死，我赶回家亲手把她埋在院子里的，她到死还是蒙着我这个右派的阴影，我知道她心里一直怨怪我，她没说过，但我心里明白。我是两面受委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给共产党争这个理吗？再没这个理，共产党不就真完了吗？
直到七八年我才平反。我跑回到原先那个县里，一见当年绘我捏造的那厚厚一本罪行材料，上去抢过来“刷刷”把它撕得粉碎。我朝他们说：“我要是有权，一准把你们这些败类全开除出党！”
他们干瞪眼，没话讲。二十年一场官司了结了。嘿，老子对了！党籍也恢复了。一说这党籍，我还有气。我四九年入党，五八年开除党籍，七八年恢复党籍，现在是八九年。整整四十年党龄，可我人在党外边却整整一半时间，二十年！咋能不气？反右时我说过一句过头话吗？贴过一张大字报吗？论成分，论革命历史，论革命工作，论人品党性，哪一样能找出根据打我右派？要说我这双手，可以说沾满反革命的鲜血；要说左中右，只能说我有点“左”呢！上边的话我不但宇字照办，还都做得过一点，忠诚呵！把我打成右派，便宜谁了？
有人说，你这老头子真行，居然顶了二十年不低头。哈哈哈哈！我凭啥低头，我是替共产党争真假，分黑白，不能叫那些假共产党把江山改变颜色！现在不是讲反思吗？我反思，下边的干部政治素质问题严重，以权谋私，你说，没权咋搞不正之风？这就不择手段地争权。过去打天下是和反动派夺权，现在跟自己人夺权。中央的政策到他们手里全变了，变出好处往自己口袋里装。你反对他，他就想法把你钉在棺材里。真凶呀！这么多年，我顶，顶到今天，并不是为自己，今天自己的问题虽然解决，他娘的那帮人不正之风搞得更凶了，叫你看得睁不开眼，你说咋办呀！我说应该全国到处设绞架，凡是祸国殃民、给党抹黑的，就除了他。我这当然是气话。孩子说我这是极左。我还说，我要给中央写信，重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每个干部发一本，不符合要求就开除，鲜桃不要烂的。我孩子又说算了吧，你这套过时了，行不通了。我说你们说咋办？他们说，你就傻乎乎当你的左派吧，早在二十年前你就是唐·吉诃德了。啥？啥叫唐·吉诃德？一个串门来的老教师听我问，找来这本书叫我一看，把我肺都气炸了，娘的！我还是不服。
***月亮发光，是为了证实太阳的存在。***
第13章 失踪的少女
1974年20岁女
S省T地区插队青年
被大雨困在泰山上——一个女孩子突然跪在面前——她把命运压在我手上——一人一棵“发烟卷”——她和他走时中间隔着两三尺距离——北京西直门草打厂根本没有这个新疆业务员——一幅无济于事、自我安慰的画
我先说，我得给你的工作来点“突破”。我要讲的不是自己的故事，是别人的。可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咱别生拉硬扯，非说这就算我的经历。其实在“文革”中，我自己真的受过不少苦不少罪，有一次我差点疯了。倒不是因为我怕说了受不了，才不说，我这个人心里呀，往往碰到别人的苦难比我自己记得还清。尤其这一桩。这人——我想你再有本事，中国这么大，十亿人，你未必还能找到她。我认真寻找过，但没找到……我说这事行吗，行，那好，我说。
七四年吧，那时我在一个工艺美术学校教绘画。那年春天，挺凉着呢，耍外出给学生们上写生课。我和另外一些老师负责。那老师教花卉，我教山水。他带着学生们先去荷泽，牡丹之乡呀，在山东。春天牡丹正开花。他先带学生去那里，画完牡丹再去泰山，由我接着教山水写生。他们走后，我接着就自个儿上泰山等他们。我住在中天门一家小旅馆里，风景当然挺棒呀，上边险峻，下边幽深，往西边还可以山前山后转来转去，可不巧赶上了下雨，春雨没有利索的，下起来没完没了。我只好截着窗子天天画雨景，一边等学生们，可怎么也等不来。我听说荷泽那边雨更大。照理说牡丹遭雨一打，全败了，怎么他们也不来呢。是不是返回去了？山上没电话，写信一个往返不知要多少天，还得托挑山工把信捎下去，有了回信再捎上来，那可就没准儿了。我算给困在山上了。过了几天，雨不但不停，愈下愈大，可是景儿就出来了。满山全是泉水声，瀑布也有了，这在春天是很少见到的，先不说这太美的事情了，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挺惨。
我在山上被困了整整十天。第十一天，云彩开了，见到蓝天，我赶紧下山。如果不赶紧走，再来场大雨就够呛了。我身上没剩多少钱，必需赶紧走。等我到了山下边，天竟全晴了。我就到泰安车站买了票；车是下午三点的。随便吃点东西，在车站外找个太阳地歇歇。
连日下雨候车室里又阴又潮，呆不住。我找到一面大墙的墙跟，搬块石头坐下来，太阳一晒挺舒服。旁边还蹲着几个等车的人，有的拿棉大衣一裹打盹，有的打扑克。不知都是等哪趟车的。还有个卖烟的老头摆个小摊，挺静。春天倒是干净，没有苍蝇跟你捣乱。抬眼瞧，正对着泰山，起起伏伏，挺有气势，好像大地掀起的波浪。闲着也没事，我才要支起板子画一画。只觉得一个人朝我走来。
下意识拾起头一看，是个女孩子，穿得挺破，头发很乱，额前的头发把上半张脸盖住根本看不见，何况她又是低着头。她一直走到我面前，看来是直奔我来的，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她“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我懵了，你想我能不怔？她干嘛给我跪下。我说：“你、你这是怎么回事呀。”她不说话，也不动劲，跪在那儿。旁边那个披大棉袄的，看样子像个复员军人，还有那几个打扑克的，卖烟的，全都怔了，围过来。我说：“这姑娘，你是不是有难处？是吧。”这话一说，这女孩子头还是没抬，可泪珠子就下来了。像下雨的雨点落在地上，很快“劈哩啪啦”全是泪滴，一片。但她没哭声，好像是憋在嗓子下边，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我可有点受不了这场面，急着说：“这姑娘，你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没钱，我可以给你，我的车票已经买完啦，剩下钱全都可以给你，怎么，你说话呀，你需要什么我可以帮助你。”旁边那复员军人开了口，说：“这姑娘人家问你话呢，你别光哭行不行，你有难处我也可以帮你。你的难处未必是我们的难处，你痛痛快快告我们成不成？你不信我们能给你解决问题？”一听这复员军人的口音，一听他说话的口气，就知是山东这边人，一股于义气劲儿，梁山英雄那劲儿，叫人一听心里就发热。另外那几个人也都安慰她，叫她快说。
这女孩子把脸一扬，挺清秀的一张脸，接着全是泪珠，像叫急雨淋上去的。脸上没一点血色，眼圈是黑的，一看就是熬得够劲，一副受难的样子。
她说了。说得很简单。字字句句都像枪子打在我心上。
她说她是济南人。出身不好，可是打小就没了父亲。母亲守寡带着她。但都受了父亲牵连。母亲偏偏太直，为死了的父亲辩护几句话，被弄起来。家里的亲戚朋友没人敢沾她，她就自己过日子。她没收入，靠卖家里的东西过日子。一个家叫她快卖空了。她不懂价钱，受了不少骗。直到上山下乡就报名，被分配到泰安这地方山区里。后来母亲死在牢里，也不准她回去见一面。单位处理了结后给一张通知单就算完了。感情上虽不叫她和家里连着，政治上却把她和家里拴在一起。她说：
“当地那些人和一块下乡的都欺侮我。大队拿我当四类分子看。我有慢性肾盂肾炎，犯起病站都站不住，大队偏不派我轻活干。在农村能干活还好一点。我常没的吃。找人借粮借不上，借了也没法还。我实在没法活了，就跑出来。刚跑出来时觉得自己自由。可跑着跑着才知道自己根本没地方去。回济南吧，没人肯收下我。要是返回农村去，大队他们肯定不会饶我，起码打个”革命的逃兵“今后更没好。我在车站上碰到一个人。他是个业务员，新疆来的，他说他是北京人，现在父母还都在北京。这人三十多岁。他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