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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回没等我高兴起来，“文革”就来了。唉，一看这势头，摘帽的事算没指望了。
我们打施工现场到设计院，院里“文革”已经闹开锅。成立了文革委员会，下边有一帮喊喊叫叫的打手，叫做“捍卫红色政权敢死队”，都是些年轻有劲的小伙子。在我们那个住宅区，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被抄、被专政、被打成牛鬼蛇神送进牛棚去，光自杀的就十几个，跳河、跳楼、抹脖子的都有。开头我没被揪出来。一来呢，我一直老实改造，不惹他们注意；二来呢，有“两厂一校”毛主席批示的经验，说我这种留职留薪的“右派”属于原地改造，要区别对待，不遣送回乡。我以为自己这样一边眯着干活，就没事了。
六八年九月二日，我在伙房和另一个站场工程师烧大灶。五个灶眼，天又热，光着磅子正干得起劲哪，突然来了几个“捍卫队”的人，说：“把东西带上，跟我们走！”我想大概要出事了。没敢吭声，跟他们去了。
刚进门槛，就给他们一推说：“向毛主席请罪！”迎面墙上接张毛主席像。我想，请罪就是鞠躬吧，连来了“三鞠躬”。一个小伙子上来“啪”给我一个耳光，说：“你连请罪也不会！”我赶忙再鞠两个躬。还不行。后来才知道，请罪要鞠双数的。三个五个都不行。我们“老右”向来不准参加批斗会，这规矩哪里懂，怎么搞得清楚呢？这就关进了“牛棚”。
当天下午把我拉去批斗，脖子上挂个牌子，写着“老牌右派”。同台批斗的还有三个“反革命分子”，其实主要斗别人，我是陪斗。我想我至多是个配角吧。可大会结束，忽然宣布要遣送我全家回原籍。我懵了，心想这就来了，怎么来得这么快呀。
第二天，一个领导来叫我交待：“你家有什么好东西？明天抄家。”我说：“没什么好东西呀！”他说：“凡是高级料子、高级服装、高级餐具、金银首饰、存款都抄。”我说：“别的要不要啊？”他说：“就要这几样。”这领导现在还在我们单位当保卫科长。可等第二天抄家就不那么回事了。一辆卡车开来，见东西就往上搬，连破烂也往上搬。当晚我父亲就吓得上吊自杀了。
两天后他们通知了我，我说：“好好的怎么会死呢。”他们说：“畏罪自杀。”我听了心里有气，说：“畏什么罪呢？”他们说我顶撞了他们，说：“自绝于人民。”我没话可说，向他们告假，要把我父亲送到火葬场去。他们说：“你这家伙不老实，还敢乱说乱动！”马上斗了我一大顿。斗完让我写检查，结果还是不准我给父亲去送终。烧尸的时候，我大孩子去了一下。骨灰也没拿回来。那个时候死人大多，火葬场烧不了吩，每人都买一个三块钱的盒子放在尸体旁边，盒子上拿粉笔写个名字，三天后不来就没有啦，也不给开收据。那么多尸体，集体烧，烧的骨灰也不准是谁的，完事撮一点放进去就完了。哎，那就不管它了。反正认准是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埋在母亲坟底下，心里不就没事了吗？可我们全家都给遣送走了，没人拿。到了七八年，我为落实政策的事回来，第二天我就奔到火葬场。
接待我的是几个小女孩，听我一说呀，她们都很激动，帮我一通翻，最后还是投找着。那时候人死了哪有底子呀。
九月八日，他们搞来一辆卡车，十来个戴红箍的押我回家，叫什么家呢，四角全光啦，我父亲是在家上吊死的，吓得我老姿孩子天天哭，一见我更哭了。我当时的心情就甭提了。
没过几天，大卡车又来了。三个壮壮实实的人押着我们全家，我、我老婆和五个孩子遣送回到湖南老家。那地方离毛主席的老家只有十几里地。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烧灶那时，他们就拿我一张全家福照片，到我老家联系遣返的事儿。跟生产队一接头，材里人看照片都说不认识，有些老年人说，这老头（我父亲）认识。这就把我赶来了。可我十四岁离开家，没人还认得我，家里早什么东西都没了。村里不乐意我们来。地少，人多，都是水田哪，全材总共一百三十二亩水田，一百三十二个人。按人头一个人才一亩地。我们一来就是七口，一年要吃几千斤粮食，哪来呢？
遣送是中央的政策呀。押我们去的人就去找县委，又闹哇，又搞哇，硬压下来。不过生产队提个条件，说我们去了没地方住，也没粮食给吃。九月份了不是，没参加劳动怎么分给粮食呢。我们设计院是个大单位呀，答应出钱，起三间茅草屋，土坯草顶的。二百块统一间，六百块，另外给我们一人一个月六块钱生活费，绘七个月的，六七四十二再乘七口人的数，二百九十四块，还打县里批了两方木料盖房子用。这算很优待吧，可生活费不给我们。交生产队。生产队就能发点小财了，肯接收了。到后来我那房子根本没给盖，是拿猪房草草了了改建的，好木头都叫生产队的干部们换定了。
我到家不到五分钟，公社的武装部长和大队的民兵营长，带两个全副武装的民兵就来啦，叫我家七口撂下东西，一排站好，给训话。头一句就说，你是地主分子。哎哟，我心说我是“右派”怎么又成“地主分子”啦。以后才知道，农村没有“右派”，他们恨不起来呀，地主是最坏的了，所以叫我“地主分子”。我也不敢多问。地主就地主吧。这就又当了十年的地主。
我当地主没什么，可我的孩子就叫地富子女了。不能参加民兵，不能参加集会，还不能念书。一直搞到“文革”完了，都没上学。
这武装部长说，你们记好了，第一是不准乱说乱动，第二是不准委屈，第三是家里来客要先登记后汇报，啊！还要我去开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会。开会倒不难，每月才一次。一到先点名，治保主任往上边一坐说，“哎，你们汇报吧，有什么事没有，自己说说。”他消息很灵通哪。这个四类分子，你昨天干什么了，你那天怎么怎么样，训一通。我算不错，基本没挨过骂。我改造态度一直都是最好的。不是瞎吹牛，后来还叫我当四类分子组长，念报纸。
农村人都不会念报，我当然行，高级工程师哪能不会念报，还叫我带着“请罪”。请罪这玩艺，我更有经验啦，鞠躬要双数，是不是。
当“右派”搞到农村没饭吃呀。那物质在大城市想象不到。这儿一人一亩地，一亩当时只八百斤，还是早稻晚稻加一块儿。从中要拿出公粮、种子粮、饲料粮、还有超产粮，剩下的就没啦。公社规定二百斤基本口粮，这二百斤是毛粮，只能落七成，再有就是算工分了。
一个壮劳力最多一年五百个工。你不够呀，贫下中农还不够吃呢。多亏我成“老右”有过锻炼，能干呀，一年能干到六百工，不过叫老婆孩子们—分摊就够劲啦。
钱呢，更苦了，没一点来源。你工分一年结算顶多一百多块。可我的小孩多，还得拿钱买口粮，一扣就全没了，还要欠。四类分子不能欠。不能欠最后还是欠着。在农村首先要把人的关系搞好，搞好了全好办呢。我懂点医，会几下针灸、艾灸、拨火罐啦。这个成分不好也出不了事。耳针能扎，心脏穴位不能随便扎，我都看好了的。一般头疼、伤风，扭一下，敢治，也能治好。治病不要报酬，跟人家关系不就搞好了吗。还有一个，我一下乡就看出农民要有点钱就得养猪，可是猪瘟一来马上坏事。我找个兽医拜师，唯一就要点青霉索，在猪耳朵后边二指宽地方打—针；很快就好了。公社只有一个兽医，那地方大呀，一个人走不过来，谁家猪病了就叫我去。我寄点钱给城里的朋友买药寄来。人用的青霉素也行，还便宜，八十万单位一角钱、八分钱，一次买一二十支。人家夜里喊我夜里去，早晨喊我早晨去，这么一搞和人打交道就好多了。后来大队支书、治保主任对我都有笑脸。经我再三说明，我的成分是“右派”，不是“地主”。七五年他们给我开个会，宣布我不再是地主。这就等于落实了一半。农村人不知什么“右派”不“右派”，搞不清楚，糊里糊涂，对你就两样了。
我的技术可完全使用不上。你有长处，可是人家讲阶级路线呀。有次修大堤，打好土，要压滚子。那么大个轱辘滚，你这边拉，他那边拉，拉不动，我说你们那劲没使到一块，我来打号子好不好。我是搞过铁路的，现场上桥梁、墩子都搞过这个。我一叫：“拉——起——来——呀”‘一齐使劲这就拉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