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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真的不再是狗崽子了。但是，我与她结台，不是盯着吃呀喝呀，不是想过高干的日子，我要改变我自己的处境，改变工作，上学，完成我自己要定的路。以前我不是什么都不行吗，不能上学，不能入党，不能参军，讨论会上没发言权，政治上不信任我。这一结婚不就变了？很快我随她调回来，这是第二次发生变化。嗨，工作调回来了，地位马上发生变化，我们家哪有这么大能力。过去嘲笑我那些同学，如今又该如何？我用心观察了，那些出身不太好的，直到今天在社会的地位也是差得远。我就不一样了，我利用这个家庭的地位，紧接着上大学，也入党了。至于我的出身，根本没人提了。我既不是好出身，又不是坏出身，莫名奇妙是受优待的一种出身。你想，我这种出身的人说入党，要在以前，大伙不拿我当笑话吗？想想我以前走过的路，受过那么多苦，卖那么大的命，什么时候能挣到这一步。尽管我和她家里的关系始终不行，她和我家的关系更不行，她死瞧不起我父母，她那红五类味儿和我妈妈没共同语言。但对我个人，已经挺满足了。
后来还是有点变化。特别是“文革”一完，她家的情况好起来，她的情绪就复杂了，后悔过一阵，因为她那些旧朋友老同学，高干阶层的，也都恢复了，互相一接触，一比较，她这个丈夫就不大光彩了。那些人出国的出国，升官的升官，我没法比，但我唯一能安慰她的只有两点：一是我现在的地位，我现在是一个单位的负责人，还说得出去；另一个是大学毕业。应付一般社交往来还行，但在高一层上，尤其在她那阶层的朋友中间，就差着点了。好在我们有了孩子。孩子是家庭夫妻之间最结实的纽带。可是至今我们在生活习惯上也有磨擦，特别是她那种地位的优越感表现出来时，关系中的障碍就明显些。
我好像就到此为止了。我的好时光在“文革”中都耽误了。不可能在业务上有出息，只能走从政的路子，可是在这条路子上，出身好的还是得天独厚的。我是凭自己挣上来的，到了真正要奋斗一个目标的时候，没有坚强的家庭后台不行。我又不想要他们家的支持，我的后台不是直接的，就不能起到实质作用。尽管我当初沾了她出身的光，在他们地位又起作用时，我就黯然失色了。我终究不是打根儿上就红的。我认识一个人，他爸爸是派出所所长，他都当了挺大的头。没后台，没人支持，再大的抱负也难实现。表面看我在这个家庭里好像怪不错的，等到知道我的来龙去脉就泄劲了。
说到这儿，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咱们聊点别的好不好。
***扭曲了爱情，就扭曲了一生。***
我这三十年呀
1966年
50岁
男
T市某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三十九岁定为高级知积分子——四十岁打成“右派”赶到农场掏粪——帽子一天比一天重——五十岁“文革”遣送农村老家——糊里糊涂当了十年地主——六十岁开始自己奔落实政策——六十四岁回到城里一切全完——七十岁人的梦想
我老了，人一老毛病就多了，说话爱絮叨，可别嫌我啊。嫌吗，不嫌我就说了。我这一辈子呀，打哪说起呢？要说“文革”十年的事儿，还得说这前十年和后十年。加在一块这是三十年。这三十年前因后果都是连在一起的。
四十岁打成“右派”，五十岁遣返老家，六十岁返城退休。今年我整七十了。
我十四岁离家外出求学，二十岁参加工作，打解放前到解放后，一直搞铁路设计。五六年那年定为高级知识分子，算副教授，政府还发了证书。我懂得好几门专业知识，又有实际经验，包括施工、管理，加上当时年富力强，是我们设计院的技术骨干。这可不是瞎吹牛，有好几条铁路干线都是我主持设计施工的。那时干劲可叫大呀，常常激动得自己夜里合不上眼。
事情最早出在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我才刚刚四十岁。有个党支书对我说：“哎呀，你是咱单位有影响的人物呀，你要不带头鸣放，咱院的运动就搞不起来！”我想也是，放吧，写了张大字报，这就坏事啦。那时我对党没什么意见，真没什么好提的，心里也知道不能乱说。可我对院里一些工农干部看不顺眼。因为我在这单位干的时间最长，算个元老，对很多人的来路都清楚，他们根本不是搞我们这行的，调进来干什么呀，就搞政工，搞人事，可有职有权，专管人。有个人事干部给我开张证明信，一行里好几个错别字。我就把这些事写在大字报里。这下糟了呀，大鸣大放忽然一转变成了“反右”，他们就批我“攻击党的人事政策”呀，还说我有反党言论，说我说“章罗联盟胆子大”，赞美“大右派”。我哪敢那么讲，只是私下和一个同事哺咕说，“他们这样反党，胆子真够大的。”被同事揭发出来，意思也变了。就这点事，把我搞成了“右派”啦。
我们总共五百个知识分子，一下于打了八十八个“右派”，占百分之十七。当然后来全部平反了，都是错案。我当时就搞不懂了。心想，毛主席说知识分子中“右派”只占百分之一到三，怎么五百个倒有八十八呀。好在对我的处分不算最重。只是批判交待后从主任工程师降成普通工程师，工资由一百四十五块八角降到一百二十七块，这在我们“老右”中间算是头等待遇。可是戴帽子总有压力。我也没什么话讲，心说只要好好干两年，帽子自然摘掉，哪能愈来愈重，只能愈来愈轻。是吧！
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愈往后愈严重。开头搞工程还让我去当队长，后来只许搞设计，我也没意见，只要让我搞专业就行。到了五九年上边又下个命令，说所有“右派”都不准做技术工作，一律做体力劳动。我就下去搞地质勘探，当工人挖地。在工地我拼命干呀，心说不掉层皮甩不去“右派”帽子。白天干体力，夜里把我叫去开夜车帮忙搞设计，多累也干，张家口那边一千多公里铁路设计就是我打了两个多月夜班给拼出来的。这时还不算顶糟，打夜班就打夜班吧，总还摸得上自己的专业。
六三年院里办个农场，种莱为主。不是闹自然灾害，副食供应不上吗，这么搞，叫自给自足。我就被派到农场干活。这下跟自己专业完全断线了。当时一起去的大多是“老右”，也有反革命、坏分子什么的，反正全是坏人。最脏最累的活是掏粪，赶粪车到住宅区的化粪池去掏，再拉到农场。这些人中属我力气最大，身体棒，身高一米八几，算得上一个赳赳武夫，不怕马踢人。我主动要求“我去干”。粪便在化粪池里发酵后，有厚厚一层浆浮在上边，下边是汤。勺一杓，粪溅一脸一身。我动了脑筋，改造了粪勺，还拿铁板做个流槽，装在粪车上。这么一搞效率提高一倍。农场里的人都喜欢我，小青年还称我师傅。这时听说上边有指示，给“右派”摘帽子，我院分了三个半的指标。我搞不懂，这半个怎么算呀，据说是按比例下来的，够不上四个，所以是三个半。有人悄悄告诉我，我这次摘帽“榜上有名”。那时别提多高兴了，干活更起劲。可怎么等也没动静。后来听说，因为庐山会议，彭德怀一闹，不再摘帽子，又要搞阶级斗争了。农场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小青年们立场不坚定，界限不清，和“右派”们打成一团。从此没人理我了。我真有点失望，本来以为好好表现就能摘帽子。帽子应当一天比一天轻，可事实怎么一天比一天重呢！
转年，科研单位搞“下楼出院”，设计室门一锁，唿啦全到施工现场去，闹得好紧张。
我们一帮“老右”也去了。有许多活别人干不了，还得找我。比方一个地质纵面图，临收工时只有三条线。上边有政策不能叫右派动图板，他们悄悄夜里把我叫去。我拼了四十多个晚上，把二百多米横断面图画出来了。图拿出去本家都叫好，2。5毫米写一行仿宋字，细致活啊。后来这图在全院都有名了。除去干活，画图，还到伙房帮忙，洗碗、洗菜、扫地、倒煤灰。每天早上工人师傅没起床，我们“老右”就拿桶把洗脸水放在他们门口。这些活都叫我们包了。大师傅说：“你们来了倒不错，我们轻松了。”当时一位领导告我说，要考虑给我摘帽子的事。他那神气倒不是要骗我。可这回没等我高兴起来，“文革”就来了。唉，一看这势头，摘帽的事算没指望了。
我们打施工现场到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