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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跟他感情最深。有个红卫兵还不错，领我回家。从楼下到楼上全乱成一团。我只是顺着楼梯过道往几个屋里看两眼，屋里都是红卫兵，翻箱倒柜不知找什么，也没看见妈妈爷爷奶奶他们。好些东西都破破烂烂了，砸的撕的吧。我最心爱的东西是邮票，还有和一些苏联朋友的通信。六十年代初不是鼓励和苏联联系吗。这些珍藏的东西扔了一地，也丝毫不使我动心，这时只剩下一种求生的欲望，该不该吃东西都忘了。我向红卫兵要求把弟弟领走。我表示离开这个家红卫兵是赞成的，这是要和家庭划清界限，是“革命行动”。再看我弟弟又小，瘸儿巴叽的，准许我带了走。我拿了两床被子，带弟弟住到学校去。临定时还给了我五块钱，一点粮票，是我要的。但他们给了我，我还是很感动的。我不知道这五块钱能花多长时间，过去家里很富裕，从来不知道钱的具体价值。
我和弟弟就拿这五块钱生活一个多月。这期间学校不准我们住。可是我家是给“扫地出门”的。妈妈爸爸住到老爷家，实际上老爷家也查封了，妈妈就在老爷家过道上一小块地方，拉个布帘，搭几块木板睡。我去看她时，她脑袋剃个阴阳头，那样子比她任何时候的样子给我印象都深。我爷爷奶奶给轰到另一条街一间小屋里住。红卫兵叫我们搬到那儿去住；就为这五块钱，家里和我还闹了误会。为了我拿钱给弟弟买煎饼果子吃，没给奶奶爷爷，他们在旁边看着，后来他们把这事告诉我姑姑叔叔们了。当时这钱是红卫兵给的，我确实不敢拿这钱给他们。我妈妈当时也没经济来源，我不知她是怎么过来的。我承认我不敢沾这个家，我顾不上他们了。你想想，我才十七岁，忽然落到这地步，头次见到这世面，谁知道该怎么做，我只想保住弟弟和我自己。这误会到现在好像并没完全消除。五块钱花完了，就硬着头皮再去找红卫兵，还能要点回来，这钱只能我和弟弟用，必需和他们分清，只能这样。
处在这种地步，我不甘心。我想我起码得维持生命，维持生存，维持我自己在社会上一个地位。我自己应该和别人享受同样的。看到那些同学趾高气扬，为什么我不行，我比他们缺体力缺能力还是缺乏智力？就是因为我先天不足的这个出身。我恨我这个出身，甚至恨我父母，恨自己的祖宗。可我不甘心出身压着我，我不服，总想争回这口气。到六八年，第一批上山下乡，我说我们家实在没经济力量接济我，就报名参加了。
我去边疆，离国境线还有二十里地，好荒凉。一到那儿就觉得终于把那倒霉的出身扔掉了。可是同一小组带队的，把我的出身说出去，还向大队党支部汇报了，大伙一下子全知道了。怎么办？拚命干活吧，就这一条路。农村和别的地方不一样，说到底还得干活，干活就有饭吃，能干活人家就瞧得起你。人们是在生存线上看待一切。好，你能干我就能干，你能干四分我干八分，你能干五分我干十分。背着出身，咳着牙地干，我要在农村立住脚跟。年底大伙都回家探亲，也叫我回家，我不回去，我说我没家。唯一分红最多的是我，我拿二十七元。我留下十元，那十七元寄给家里去。只要大队叫我做的事，再苦也做。大冬天他们叫我去刷大标语，在墙上写美术字，刮着西北风，内蒙的西北风比这里厉害多了，我就穿件军褂子，攥刷子的手冻得张不开，写着“毛泽东思想万岁”、“社会主义好”，心里真不是滋味。连件棉衣也没人借我保一保体温。要在内蒙这块大野地里站住脚也这么难？我这还不是诉苦，还是说我的处境。
要说农民还是认实在的东西。三年过去，调我去教书。跟着开始选调了。我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不争，争也没用，我没资格。头两批出身好的都选调走了，到第三批，我们小组除去女的，就是带点残废的。我们那个组长呢，就是刚来时说我出身不好那个带队的，反倒没选上，听说他爸爸是个小业主，再加上点什么事闹不清，我居然第三批被选调走了。到了这里一个大城市的铁路局，先到站上当搬运工。这就好多了，虽然累，可是没熟人，谁也不知道我出身，混在人中间，大伙一块于活吃饭睡觉，还挺热乎，也享受享受人之间没距离那滋味吧。
可是一天，说要挖防空洞。叫大伙在站台上排好队，然后说，一部分出身不好的上山采石头，一部分出身好的留下挖防空洞。跟着要点名，出身不好的站出来。我想，坏了，要露馅了，脸“刷”一下子热了，头也抬不起来。结果头一名就是我，叫我名字，我一站出来，出身也就亮出来了，又完了。出身的阴影到哪儿都跟着我，看来这辈别存什么幻想了。上山采石是先用火药炸，再拿大铁丝兜住石头，使腕子粗的大扁担挑，挑下山，走跳板，弄到车厢里去。我在农村锻炼过，这活我都能干。可是出身真比这石头还重，我感到有点挑不动了。
过后叫我到铁路中学去教书。我是老三届高中生呵，教书绰绰有余。到了中学，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开会时很少说话，我没发言权，没人坐的地方我坐，坐在角旮旯，因为我知道自己出身低下，这世界叫我活着就不错了。但在能够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禁不住性子，还是尽量争取做好。我挺矛盾，有时灰心丧气，有时不服这命运，总想使别人看重我的价值，总要建立自己的自尊，尽管在受尽屈辱的地位上做到这些很难很难。好像要在激流中央，立一根泥柱子。
这时有两个女孩子对我挺好。一个比较外在，一个比较内在，她俩的关系也很好，好得简直有点形影不离。
这个比较外在的女孩子很能干，健谈、有头脑，我同她说得来，越说我们关系越近。原来我们还是一个城市的。一次我问她家住在哪儿，她一说，吓我一跳，万没想到她就住在我们最早被轰出来的那所房子，她家就是那个高干，她就是那高干的女儿，你说多么巧，简直有点戏剧性了。再问她，她还是个双料的高干家庭，父母都是相当高级别的干部，而且她是“文革”初期的一个红卫兵，抄家的红卫兵，还是个红卫兵头头。我要命也不会想到和这样一个红五类交朋友，和一个女红卫兵谈恋爱，这倒是挺带劲的。我动了心，我想我是没有出头之日了。人人都说我是狗崽子，但我这回偏要看我是不是能和这个红五类结合。如果结合了，看看到底是什么结果。我想这肯定要遭到她家里反对，可是愈反对，我愈要这样做。坦白说，我有一种报复心理。我就抱着这目的，和她交上朋友了。我还想看看这事成了，你们红五类那些人怎么对待我。当时我的压抑感相当强，就是想爆发，在社会上我要爆发了就准是反革命，我只得想用这种方式，比较损的方法。我说就要和你们红五类结婚攀亲，娶你们的闺女，你们不是说不行吗，你们看吧就得行，看看到底行不行，看我的。
这是真正的《红与黑》。红与黑的结合。
就我们个人之间来说，我对她也有感情，她这个人爽快，很聪明，特别是她敢跟我这个出身的人交朋友，在那种形势下，是一种很实在的安慰。我挺感激她的。自然这也和她所处的特殊境况有关。那时她父母都受批判，她的处境是在最低潮的时候，她一个人在这么远的地方，无依无靠，很寂寞，我们又谈得来。还有，就是那一个比较内向的女孩子也在追我，促使她跟我结合得快一些。我不大欢喜那个内向的女孩子，但有时故意表示喜欢，这样就刺激得她跟我确定下关系，我是诚心这么做的。因为我需要。我要报复，也要往上奔。
我们家里认为这婚姻靠不住。因为门不当户不对，一红一黑，差距太大了。各种习惯不一样，将来生活肯定要出现问题。她家里当然更坚决反对，我说不同意我还非去你们家不可。我出身不好，可我是你家女婿。虽然表面对我这股劲人心里还是不是滋味。我不也是一个人吗，为什么没有正当的婚姻权利，我的反抗劲就更大。
我头次见她母亲，就叫妈妈。她没理我，我想你不理我，我也叫了。
我和她结合之后，紧接着确实觉得好多东西都变了，奇妙地发生变化。在学校在单位，好像拿我另眼看待了。实际上我还是我，想想又挺可笑。可我在他们眼里真的不再是狗崽子了。但是，我与她结台，不是盯着吃呀喝呀，不是想过高干的日子，我要改变我自己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