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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国企，关注……
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很快就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
――狄 更 斯？
关注国企，关注……？
王文鼎？
作为作者的领导、同事、挚友、朋友，有幸提前阅读《爱恨国企》。作为一个担任了20 年大型国企一把手的企业领导，自然对国企题材的作品格外敏感、格外亲切，自然对《爱恨国企》有着更深、更切肤的感觉。？
《爱恨国企》既是作者工作的记录，也是作者探索的见证，既反映了作者对理想、对事业的追求，也反映了作者在这种追求的过程中经历的种种郁闷和思考。读《爱恨国企》，如临其境，真诚、质朴的语言，给我们展示了安阳机床电器公司近年来一步步走向市场，走向成熟的坎坷之路。也使我们看到了星火同志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人，如何克服各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困难，不断地“否定自我”，而成为一名成熟和合格的企业领导。？
与其说《爱恨国企》留给了人们许多许多的思索，不如说是改革、开放的现实，是国企近年来的经历给我们出了一个又一个难以一时作出正确回答的课题。包括星火同志在内的我们这批国企领导之所以爱国企，恨国企是因为我们对国家、对社会、对事业、对职工、对未来都还有着剪不断的深情。恨，是恨国企有那么多的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观念的、思想的、管理方法的、行为模式的、经营机制的），是恨完成由不适应到适应的转变的过程是如此的艰难（长期、痛苦、脱胎换骨）。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包括面对带着菜叶的菜刀，星火同志没有退缩，也包括我们榆液集团在内的大多数国企领导没有退缩。他们毅然而然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以牺牲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为代价，带领着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适应着、拼搏着，寻觅着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航线”。？
国企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不改革没有出路。要么企业适应市场，要么被市场所淘汰。 无情的市场规则，决定了国企面前的路还很长，星火同志面前的路还很长。但是我们深信，人们不会忘记国企在共和国的发展历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不会忘记国企为改革、开放付出的巨大牺牲；不会忘记国企为了适应市场而改变原有“胚胎”印记的脱胎换骨的痛苦经历；更不会忘记国企的领导们在这种经历中经历的常人难以理解和想象的艰辛和痛苦。？
当今的国企领导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和特殊的外部经营环境中，用特殊的素质和智慧完成着特殊使命的特殊群体。？
社会应关注他们。？
王文鼎 榆次液压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榆液集团安阳机床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协会副理事长，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政府津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写在前面的话
写在前面的话
当国企总经理这些年，我从未体验过别人当国企总经理的那份洒脱与风光。可能是能力的原因，我更多的体验是疲惫、是酸楚、是委屈、是窝囊…… ？
在忙得一蹋糊涂之后，我常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常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但又没有地方去说，于是就有了这些废话。？
今天，我想把我这些真情实感的废话，说给所有为国企做过奉献的人们，说给所有给予过我帮助与支持的人们，说给让我无法割舍、让我痛苦无奈的国企。？
（作者系榆液集团安阳机床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第二部分：起步难
起步难
1997年6月，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我“有幸”受命于危难，被市委组织部任命为这个已陷入瘫痪、1949年建厂、有着千余名职工的国有中型企业当厂长兼党委书记。
被任命时的兴奋，转瞬即被矛盾与困难所取代。
没有资金、市场萎缩、债务缠身、管理混乱、人心涣散。回款几乎已承担不起企业最基本的开门费用。因交不起话费，电话能停的都停了；因交不起水费，办公楼里的厕所也封了。
欠工资半年以上、欠养老金、欠集资款、欠医疗费、欠税、欠银行本息、欠水电费、欠煤款、欠原材料款、欠配套款……
这厚厚的欠帐单象一块块石板压在我的心上。
机构要精减、人员要分流、中层要更换、班子要建设、作风要整顿、市场要调研、产品要调整、管理要重建，职工关注的焦点是非要给个说法。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当务之急最最要紧的是筹措资金、启动生产。
资金在哪儿？让职工集资显然已不可能；跑贷款，任你跑断腿、磨破嘴，也没人再愿多看一眼这个千疮百孔、信誉极差的国企。
心急如焚之际；经朋友点拨：“个人房产抵押可以贷款”，已别无选择，就用班子每个成员的房产证去抵押贷款。开始，班子个别成员有异议有顾虑，做工作，最后终于达成共识。
这恐怕是企业有史以来贷款速度最快的一次。生产终于被艰难地启动。
此后，有两位职工先后找到我，拿出自己上千元的积蓄要交给我，让厂里应急，并一再强调不要说出他们的姓名。患难见真情，人在最困难时得到的帮助是不会忘记的。
生产尽管启动，但形势并未好转；企业仍在低谷中挣扎。订单少回款差，拆东墙补西墙，吃了上顿没下顿，不得已，新班子上任后也开始拖欠工资，连续几个月每人每月贰佰元的生活费都无法保证，部分职工开始对我与新班子产生了怀疑与动摇。有主动要求下岗的、有要求调走的、有出去“拉杆子”与企业对着干的、有吃里扒外帮助外面上企业产品的。一些合作多年的外协配套户也纷纷“另起炉灶”干起我们的产品，一些合作多年的用户也开始另选供应厂家。最糟糕的大概是由于看不到希望，新班子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出现了令人痛心的裂痕。
97年的冬天是我记忆中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天，不仅仅是因为办公室里供不起暖气。
也就在这个时候，各路债权人蜂拥讨伐、穷追猛打。讨债者有内有外，四面八方，从早到晚。理智体谅、死缠硬泡、拍桌砸凳、跟踪恐吓、骂娘动刀……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一切都应理解。无奈此时的企业已是真正的“杨白老”。
一次，一位喝了酒的讨债者把带着菜叶的菜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办公室主任进来救驾，被当场打了个“毛青眼”。
我与班子成员曾被红了眼的讨债者困在办公室里十几个小时，不能办公、不能下班、不能吃饭，直到次日凌晨大家才逃出去找饭吃。
为了避免直接冲撞，那段时间我成了企业最难见最难找的人，上班进厂前要先问能否进？甚至上厕所也如此，狡兔三窟，我的办公地点也不得不随时变换着。
我最难忘的是1998年春节的工资，那中间包含着多少苦涩，恐怕是多数职工不知道也想不到的。
由于形势严峻，1997年国庆节后；我就着手考虑积攒1998年春节的工资以及节后的生产启动资金。临近1998年春节，银行同志来催收利息十几万，许诺还息后，立即再给企业原数贷出，并情真意切地说：此事关系到他们的工资与奖金……于是，我就答应了。
但万万没有想到还款容易贷款难。春节一天天临近，工资却还缺着一大块。一定要把工作做到“家”。寒冬腊月的夜晚，我去银行有关人员家里“通融”，遭到了拒绝，甚至是严厉的指责：“工人开不了工资；你当厂长的还搞这一套。”无论我怎么解释，最终还是灰溜溜的提着礼物被赶出来。这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难堪、什么叫尴尬、什么叫“丢了杆子撵船”的滋味。
失眠、着急上火，我生了满口的溃疡；说话吃饭都困难。不死心，再去找，春节的工资不仅仅是工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关系到一个有着上千职工国企的稳定。我想，银行的同志是会理解的，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我不知自己是怎样从银行的办公大楼走下来的，两腿发软，脑子一片空白。从银行出来，我就象一个丢了家里贵重东西的孩子无法回家向父母交待一样，迟迟不敢进厂。真没想到，我竟是那样的脆弱，那样的没有出息，我竟抱头蹲在车往人来的街头掉起了眼泪，与我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