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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阁楼适合午睡。她在长窗前放了一张床，在那里欣赏她的公园。她把她的院子叫做公园。她按照自己的尺度扩大或缩小一切，而那并不是真正的尺度。可院子又从多少平方米起才算公园呢？
1964年，我买下房子后，曾做了些装修。玛格丽特不时来施工现场看。有一天，她由作家乔治·奥维尔的妻子索尼亚陪着。
索尼亚是个英国人，所以在起居设备方面是个行家。她察看了这个未来的“家”，用她欢快的语气做出了这样一个灾难性的判断：“缺一个宝宝”。
女友杜拉斯（3）
今天，每当我不得不到一楼去找二楼没有的厕所时，玛格丽特听到“宝宝”这个词所发出的笑声和索尼亚说话的腔调仍在我耳边回响。
还有一天，玛格丽特劝我到泥水匠已用卡车运走的那堆瓦砾中翻一翻，去找一块她已经注意到的木板。我去找那块旧木板，建造房子的木匠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波托·弗朗索瓦，1882年12月”。
波托，注定是木匠的名字，而弗朗索瓦，却是我儿子的姓（而日期则与我孙子的生日相同，只是相差一百年）。我把那块木板挂在墙上。玛格丽特喜欢这些模糊的回忆和昔日生活的痕迹，但她写作时不爱用过去时：“我喜欢真实：一过了现在，人们就看不到真实了。”
我发现自己用现在时写作，而过去时或未完成过去时更适合已经过去的那些时刻。我也许是随她的爱好，或者，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她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与我的选择相符。这来到我笔尖的现在时，那是颤抖的时态，使得她依然活着。她穿着小小的高帮皮鞋，笑着，身体结实。眼镜大大的，双手细细的。她的声音，慢慢地轻下去，然后消失。
我们也交换菜肴。她用越南色拉、西班牙汤甜猪肉、白菜包肉换我的白奶油和高级调料。她教我怎样煮小扁豆和菜豆。她熟悉家常菜和便宜食品：干菜，红肠，猪牛羊的头、蹄和内脏。她根据自己的想象做菜，有创意，经济实惠，十分灵巧，就像她用古老的脚踏缝纫机做衣服一样。她用在圣皮埃尔市场廉价买来的零头布做出好看的衣服。她说，一个人如果有天赋做某事（比如说写作……），就有天赋做任何事：音乐、果酱、汤。她指着维希产的配料对我说：“最后，你切碎细香葱，放在那儿，你就成功了。”
她希望得到成功，甚至在灶台上也如此。我感到很高兴。
她会因为一口长柄平底锅而发脾气。那口锅是她好不容易从一个超级市场买来的，她觉得现代到了极点。“你应该买，那是一口透明的长柄平底锅。棒极了，可以看煮萝卜。”看煮萝卜有什么意思？我的问题激怒了她。假如别人不能分享她的热情，她就会生气。她以这口平底锅与她固有的悲观作斗争，这种悲观把她从一个她在那儿找不到什么理由开心的世界拖向悲剧。而当她找出一个理由的时候，她又不想让别人破坏掉。
她会夸耀这口平底锅夸上一个星期。同样，她会餐餐吃同一个菜直到不想再吃为止。我也喜欢她的固执。她像一头顽固的小驴，不到南墙不回头，而大部分人早就迷途知返了。
她不管别人口味如何。爱她的人迁就她或自己另做其他菜。她的专横让人难以忍受，但人们并没有被迫一定要忍受，除了她儿子吼叫说她独霸天下。乌塔成年后母子常在饭桌上就此吵架。这种可以说像是夫妻间的争吵习惯久而久之竟成了一种消遣，对母亲和孩子都是如此。我想起乌塔曾叫道：“没有卡洛斯·达莱西奥的音乐，《印度之歌》1将一无是处，完完全全一无是处。”对于这种犯上之罪，玛格丽特哈哈大笑。只有他，“她的孩子”，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可以对她如此傲慢无礼。
我在饮食方面也有点蛮不讲理：我吃得飞快，视三餐为苦差，我们两人都很讨人嫌。她贪吃，而我却害怕没有饥饿感。两种女人：矮小健壮的黑发女人和自愿厌食的金发女人。她的自信使她变得更为专横，但同时也变得才华横溢。我儿子咒骂我要轻得多，但我不笑。
我去她家吃饭时，总带些多出来的东西：牡蛎、蛋糕、好酒。她很兴奋，永远不会感到太多，她喜欢多多益善，因为她自己平时很省。她毫不做作，又成了湄公河边的小女孩。她往往像小时候端饭碗一样端着碟子，用左手举起，送到嘴边，像用筷子一样用叉子。
她到我家来吃饭时，却两手空空。她有一次这样说：“我把我自己带来了。”她脸皮厚得让人吃惊。有人觉得她很可恶。但我邀请她与朋友们一道吃饭时，却给他们送了一个大礼。几年后，他们还记得起来：“你想起来了吗？玛格丽特在场……”“当我在您家遇到玛格丽特时……”大家对她印象很深，并不是因为她出名——而且，1984年之前她远没有这么出名——而是因为那天晚上，她使得现场气氛变得非常热烈，让人反对、大笑、思考。她不让任何时刻虚度。人们说她吝啬，其实她是以别的方式付出。
首先是让人阅读。一个作家，假如人们首先感谢他把美好的阅读时光献给他们，他是可爱还是可恶，吝啬还是慷慨又有什么关系呢？
女友杜拉斯（4）
作家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尽管有时当众作假，但他们对自己的价值知道得很清楚。玛格丽特像她的书一样，她明白自己的作品的力量。她的独特之处之一，就是说没有说过的话。甚至加以夸张。为了更好地惊世骇俗，不惜献出生命。
她也给夜晚的聚会带来欢乐，那种轻快是贬低她的人所想象不到的，因为他们不去看她荒诞滑稽、具有喜剧色彩的剧作《街心广场》、《萨伽王国》、《是的，也许》、《河流与森林》等。
她到处搜寻词汇。在商人们家中或周围的咖啡店里。她与村里的每一个人聊天，而且一聊就没个完。她关心管工、不识字的通烟囱工人的疾病和家庭，能记住他们的孩子的名字，还有他们说话的用词。在诺弗勒，她被当成是一个善良的大妈。在“体育”咖啡馆被当做常客。在报馆里，人们则觉得她有点怪，她晚上出去买东西，并抱怨店铺关了门。
泥瓦匠问我：“玛格丽特对我说，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累。你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吗？”
她把所听到的事情带回来告诉朋友们，看看有什么效果。她会不知疲倦地重复同一个笑话，并笑个不停：“我曾对女佣说：‘我的儿子乌塔，他害我。’她问我：‘他伤了您哪里？’”她的笑声传播开去。这种回答，假如我还记得起来，我一定还会发笑。1982年之前，我几乎没有做任何记录。那年夏天，她不仅是个朋友，而且是个老大姐，也是一个正被酒精杀害的作家。我担心那是她最后的夏天，于是开始做笔记。
女友杜拉斯（5）
我们的初次相遇要追溯到1955年。那时和诺弗勒还没有关系，玛格丽特完全住在时髦的圣日耳曼…德普雷区的圣伯努瓦大街。当时，这个区更多地与萨特和波伏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她的名字。她已经出版了不少小说，包括《抵御太平洋的堤坝》，但在知识界还不出名，在伽利玛出版社刚开始有影响。
我呢，谁都不认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初到巴黎的外省少女。这时，罗贝尔·西比翁，一个有学问的年轻人，建议我到玛戈家去吃饭。西比翁是《借我你的笔》的作者，那是一本微妙的仿作集子，受到过雷蒙·格诺1的赞扬。西比翁称她为“玛戈”或“拉玛戈”，亲热，但带有一点嘲讽的意味。他和他的朋友们：高、鲍斯特、阿斯特鲁克、罗兰及其他小伙子整天泡在街区的酒吧里。他们像在部队里那样，以姓相称。高最讨厌女人，他把我叫做“咪咪”。我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被他们接受，因为西比翁强迫我上去。女人们稍后出现在酒吧或夜总会里。没有玛戈，她可能不去那些地方。小伙子们谈起她时，语言却相当朦胧，有点像中学生。她使他们傻笑。当时，他们不敢嘲笑一个真正写书并且有些经历的女人。这可一点没错。
我无知到极点，西比翁说他感到很惊讶。他开始成为我的皮格马利翁1。他给我送“文化邮包”：麦尔维尔2全集，孔拉德3全集，卡夫卡4全集，这些都应该读过，至少一遍。他明确地向我指出。我开始阅读，不敢拖延，每个作家我至少读他一本书。“啊不，不应该这样读……”西比翁没有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