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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奈何：她去看这个孩子的尸体是否在水塘的水面漂浮。她快乐地亲自讲述她是怎样重新安排情节的。她不用“社会新闻”这个词，这个词与现实关系太密切。她提起促使她写作的事实，因为那些事实是不由周围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或者是她觉得有神秘意义的事实。有时，她也制造神秘：
“我巴黎的家中有场可怕的风暴。整个巴黎都像着火了一般。在我朝着内院的厨房的窗前，我看见百叶窗开了，出现一个女人，接着她又出现在另一个窗中。这种移动使我大为惊讶。在另一扇窗中，她把一切都打开了。声音非常可怕，就像革命爆发、战争爆发的声音。她抱着一个六个月大的孩子，抱得很紧，很用力。她笑着，跟他讲述着风暴，孩子没有感到害怕。我笑了，向她打了个招呼。那个女人也朝我微笑，但她全身心扑在那个孩子身上。他曾试图触碰雨水，触碰声音。这情景持续了没多久，但是异乎寻常。出什么事了，我甚至立即就感觉到了。我对自己说：‘她疯了。’但她极为神奇。她对着暴风雨微笑，为的是让那个孩子不感到害怕。声音震耳欲聋，如千百辆坦克轰鸣。面对这巨大的声响，面对闪电雷霆，孩子毫不畏惧。那是两个月前的事了。现在，这已成了一场对话。它向我提了这么多问题，我都想写一个剧本：一个只有两个人物的剧本。某人就此事询问某人。”
玛格丽特第一次讲述这场暴风雨时，那场景还只是一个小插曲。
“我走得越远便越接近真实。”
她的幻觉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它们没有任何心理基础，出发点也很模糊。窗前有个婴儿，死了一只苍蝇，猛犸原始的脚步在枯枝上回响，她伸长耳朵，听到低语声和裂开的声音。
我告诉她我要到林中去散步。
“小心，树会倒下来的。”
女友杜拉斯（34）
“？”
她笑着说：
“啊，是的，我完全承认自己很悲观。”
她就这样，突然从严肃变得荒诞。我喜欢她常常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喜欢她会突然心不在焉，喜欢她那种说来就来让人难以置信的狂妄。就像我喜欢西尔维亚·巴塔耶锋利的短箭和她让人困惑、让人震惊和心跳的出尔反尔一样。孤独的女猎手协会，不伪装，不安静，几乎没有理智。
我有时记下她说的话。很少。如果我手中有笔记本。
玛格丽特像往常一样坐着，坐在中间朝花园的那个房间的大桌子边上，显得很小，刚好看得见她的头和露出的肩膀。
“你知道作家是什么东西？”
她说得很大声，但又像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作家，就是殡仪员……总是记录着死亡。”
另一天，她叹息道：
“我会毁了自己的一生的。”
“成功的一生又是怎样的呢？”
“真的，我不喜欢这样说话，我不知道怎么说。”
她又说：
“你知道契诃夫是怎么说的吗？必须写一些严肃而永恒的东西。只写这些东西：严肃而永恒的。这不是挺可爱吗？”
或者，她想起在纽约喝过的一种橙汁：
“那是全美国最好喝的橙汁。”
我已习惯她那些我觉得很有趣的夸张用语和她的那些副词：“不可避免地”、“不可挽回地”、“无可辩驳地”、“无可救药地”、“严厉地”、“最终地”等，这些词音节长，互相抵消，好像成了一种勇敢的通俗方言。
她常常深夜从特鲁维尔打电话来。那年夏天，她在那儿替《解放报》写专栏文章。我觉得她激动而不安。波兰事件、格但斯克造船厂的罢工使她心里七上八下的。
“最糟的，是无法跟任何人谈一谈。你知道，有一万七千人罢工，现在可能有三万了。你有消息吗？”
我知道得一点也不比电话信息台的那个男职员多。玛格丽特刚打电话问他波兰航班的号码。
“那个职员不知道……”大家想分享这一快乐。人们再也感觉不到格但斯克的快乐了，因为这种快乐是革命性的，而革命的思想已离开大家。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是我。我无法像她一样激动。
“怎么，你睡觉了？这是讨厌的极权结束的开始。你看到勃列日涅夫了，你看到马歇1在莫斯科了。他们俩在那儿一起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所以说，他们完了。你明白吗？”
“我们可以去格但斯克吗？”
“没有航班了。”
我提出动身，这个建议使她感到很高兴。她不再责备我，甚至还倾诉起自己的哀愁和孤独来。
“假如有种政治解决办法，能缓和国际局势，减轻人民痛苦，我可以停止写作。”
她说，世界的政治形势对她来说永远是重要的。
“格但斯克的这种快乐，我今晚无法向任何人讲述，我无法写作。”
电话谈话持续了很久。如果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还怎么能是左倾呢？她把自己的想法录了下来，说，科技进步越快，智慧就越萎缩。
“我没有背上极权思想的包袱。我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已经不够了。”
她写道：“左倾，是一种关于失望的知识，是一种流放，是听别人说话，是不承认任何首领，是认识不公正、拒绝和侮辱，是没法不这样做。”
我就处于这种没法不这样做的境地当中。我们共同分享这种有时让人后悔的偏执。
玛格丽特高兴地原谅我们：
“你知道，后悔属于某一阶级，别的阶级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后悔。”
她越来越经常地接近上帝的理念。
“左倾比自称有信仰的右倾更少失去上帝。”
“那个女人，是善良的化身。神圣的善良。”玛格丽特说。她刚遇到弗朗索瓦丝·多尔托。我想起了她对另一个女人非凡的尊重，想起了她的克制。晚餐期间谈些什么呢？多尔托说得比杜拉斯更多。
女友杜拉斯（35）
在特鲁维尔度过了夏天和秋天之后，玛格丽特回到了巴黎。圣诞节前后，我们在诺弗勒见面了。我第一眼就看见酒杯又出现在她的身边。她伸出手所抓住的这个普通小酒杯，就像她的玉石手镯、戒指或连着厚皮表带的手表一样，与她形影不离。我还看见一个新来的年轻人，起初我还以为是乌塔的伙伴。长久以来，乌塔众多的朋友老在这狭长屋子的这头或那头出现。对我来说，这些小伙子长得都差不多。他们有时偷偷摸摸，有时乱跑乱闯，成了这对母子忠实的卫士。玛格丽特称他们为“乌塔帮”，但很亲热地接待他们。他们当中有杰洛姆、让－马克、让…米歇尔、艾尔韦、阿莱克斯以及另外一些来来往往、在节日之夜出现的人。
这个羞怯的年轻人戴着眼镜，脸色有点苍白，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但玛格丽特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好像这是一件大家知道的事情。
“这是扬。”
我明白了，他不属于乌塔帮。
她在特鲁维尔没有跟我说过扬要来，甚至以前也没有提到过这个给她写了好多年信的外省大学生。我对那个八月底的夜晚尚一无所知，她把他请到她位于黑岩公寓的家中，要他带酒来。极具诱惑力的来访，极具诱惑力的酒。我对我将得知并且看得很真切、太真切的事情还一无所知。
女友杜拉斯（36）
今天，全世界所有对玛格丽特感兴趣的人都可能已熟悉这段爱情。最好的是通过她的作品，最差的通过热衷于丑闻的传媒。
但愿爱情就是丑闻，这不是让玛格丽特不高兴。这甚至是她的“信条”。不过，但愿年龄——这个年轻的男人和玛格丽特几乎相差40岁——是这个丑闻令人兴奋的原因。那样的话，他们双方在现实与幻想中深深地体验了15年的这段微妙而复杂的感情，就变得再平常不过了。
也许我们不知疲倦、如此好奇地讲述的只是一些无法讲述的东西？我一看见玛格丽特和扬在一起，就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扬正是玛格丽特所夜思日想的那种人。在按响黑岩公寓的大门之前，他就已经是她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了。他是那种软弱的男人，既无财，也无权。正因为他不可能成为情人，所以他才有可能成为情人。两个人大同小异：同样缺乏生活能力，同样清醒得让人无法安慰，这使得他们两人会一起大笑。
他们经常笑。他们也争吵。在前几个月里，扬沉默寡言，如饥似渴地接受玛格丽特直接向他提出的尖刻而公开的意见：“哎，扬，你总是一言不发！”或更严厉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