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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柴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这就“宿命”的含义。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丢失的存在的整体性）。翠翠依然弄渡船，等待二老的归来。翠翠还是少女。
翠翠只有等待。
二老还不曾回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但是，这个上川东下桃源的二老沈从文能找到返回边城的路吗？
（六）
关于《边城》的主旨，沈从文自己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所说的“人性”这个概念与沈从文心目中的苗族文化传统（本质）是同一个范畴。沈从文用“调节异质分布”（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的方法，首先在话语中构造了湘西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质——这种完全同质（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的领域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状态——然后把生活中找到的异质排除到西方那里去，让西方变成自己的“他者”，用“他者”的眼光看出自己的本质（传统）。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用以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这就是沈从文的文化相对主义（苗族文化本位）立场，和沈从文全部作品的哲学基础。
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你害怕明天的事实，或者说你厌恶一切事实，因之极力想法贴近过去，有时并且不能不贴近那个抽象的过去，使之成为你稳定生命的碇石”。“那个抽象的过去”指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质，即黑格尔说的“普遍同质的范畴”。“稳定生命的碇石”就是沈从文毕生拱卫的“人性”。（沈从文是如何在湘西发现“人性”的？这“人性”的内核是什么？这些问题当另有专文讨论。）
关于《边城》，沈从文说：“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泄与弥补”。这是沈从文通过《边城》寄托他的文化恋母情结的真实的说明，也点出了《边城》故事的悲剧性。金介甫（ＫｉｎｋｌｅｙＪｅｆｆｒｅｙｃ）说：“《边城》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金的看法似乎有点“隔”。
我们可以借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理解《边城》：“……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记录。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沉痛的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以西方人的眼光，用一元历史观来看东方世界，下面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三世界的文本《边城》作为湘西苗族文化受到冲击的“民族寓言”的反现代性，而这个“民族寓言”的“反现代性”正是它的“现代性”之所在。
“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依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准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边城》正是“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玉（奚谷）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陈寅恪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