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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依然决定〃我决定到长沙！否则半路转入沟壑！但绝不愿居浙江！仙居也许比长沙好，但我决定要到长沙〃！眼见的人间惨剧使丰子恺回到人间，尽管他喜欢温暖安逸的趣味，追求自然适意的生活境界，但是当国恨和家仇一痛，怒火和炮火齐烧之时，他便不再孜孜于充满趣味的自我生活天地，而是把个人解脱和一切众生解脱相统一，将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宁做流浪汉，不做亡国奴〃。
11月21日，丰子恺一家携带简单的行李，与亲友们匆匆话别，登上一只小船告别了石门湾，踏上了逃难的路途。此时的丰子恺心情颇不平静。作为一个佛教徒，丰子恺具有浓烈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他认为：〃真是信佛，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护爱群生。至少，也应该知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道。〃对于留在家乡的父老乡亲，丰子恺饱含着对他们的同情，〃我每次设身处地的想像炮火迫近时他们的情境，必定打几个寒噤。我有十万斛的同情寄与沦落在战地里的人〃。佛家历来强调慈悲为本，作为佛教徒，这种慈悲心也自然渗入丰子恺的精神血液中。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民众逃难由此心出发，丰子恺不能不对残暴的侵略战争表示极大的愤恨，同时他还以己度人，希望能将一切众生带到一个太平的地方，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惨剧，没有残暴的所在。在离别石门湾时，看着众多亲友乡亲脸上悲戚、惶恐的神情，丰子恺极其沉痛，他哀伤地说：〃这使我伤心！我恨不得有一只大船，尽载了石门湾及世间一切众生，开到永远太平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丰子恺离别故乡时的悲哀和伤感，同时我们也分明感受到了炮火硝烟中佛的慈悲和梵音的空远。
二、〃还我缘缘堂〃
〃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一别俱休。黄发垂髫，飘零常在中流。渌江风物春来好，有垂杨时拂行舟。惹离愁，碧水青山，错认杭州。进而今虽报空军捷，只江南佳丽，已变荒丘。春到西湖，应闻鬼哭啾啾。河山自有重光日，奈离魂欲返无由。恨悠悠，誓扫匈奴，雪此冤仇〃。这是丰子恺在抗战初期逃难途中填写的一首词，在这首词中有他离别故乡的伤感，有乱世飘零的忧伤，有对战火毁灭美好的感叹，有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而更重要的是词的后两句〃恨悠悠，誓扫匈奴，雪此冤仇〃。这种金刚怒目式的文章风格，明显与在此之前雍容有度的文风形成极大的差异，这种文风的差异表明，抗战之后丰子恺开始了由隐士到斗士的路，尤其在获悉他的精神家园〃缘缘堂〃被毁之后。
自1937年11月始，丰子恺携全家老幼开始逃难，一路饱经流离之苦。于逃难途中，1938年2月9日，丰子恺接到朋友从上海发来的明信片，明信片上面说：〃一月初上海《新闻报》载石门湾缘缘堂已全部焚毁，不知尊处已得悉否？〃得此噩耗，丰子恺默默无言，他脑海里不断浮现出缘缘堂在炮火中蓦地参天，蓦地成空的景象。缘缘堂的被毁，对丰子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当他苦心经营的人间乐园毁于一旦时，他的思想怎么能不发生转变？丰子恺的人格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受佛家思想的影响而有出世的思想，因而对世间的一切都取冷观态度和趣味主义，他能够看穿一切，坦然自若；但另一方面，丰子恺又是一个儒家文化的传承者和感情丰富的人，他不可能真正做到对世事的冷眼旁观，摒弃对群体的关怀，他不能不具有强烈的入世情怀。家园的被毁促使丰子恺面向广阔的现实，从缘缘堂的灰烬中走出来的是一个金刚怒目式的丰子恺。他写道：〃房屋被焚了，在我反觉轻快，此犹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进！〃此后，他用充满激情的笔相继写下了《辞缘缘堂》、《还我缘缘堂》等文章，文风为之一变，文章痛快淋漓地指斥侵略者，自豪地歌颂民族精神，表达抗战必胜的信念。在文章中他写道：〃很想剖开他们的心来看看，是虎的，还是狼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厌恶惨死而欢喜长寿，没有一个人不好仁而恶暴。仁能克暴，可知我比炸弹力强得多。目前虽有炸弹猖獗，最后胜利一定是我的。〃
缘缘堂的被毁对丰子恺似乎是一个界标，他的人生态度开始由佛家的消极转向儒家的积极，他的大量散文和漫画都自觉地承担了一种爱国者的责任，自此开始，丰子恺便告别了自己冷眼旁观的隐士生活而回到人间，他的文章和图画也开始具有人间烟火，凛凛然是条汉子。
1938年4月，丰子恺来到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成为《抗战文艺》编委之一，并且为《抗战文艺》的创刊号画了封面、题了签。在武汉，丰子恺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他置身于抗日的洪流中，积极从事抗战时期的文化艺术工作，尽情发挥着他各方面的才能。柯灵在《抗战中的丰子恺先生》一文中评论此时的丰子恺说：〃他本来不是一个革命家，但战后呢，由我看来，却是很积极的了。虽然不免老朽，不曾上前线杀敌，但已经是一位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可敬的战士，他勇敢，坚决，乐观，和一切的战斗者一样。作为证据的，是他一年来的行动和言论。用画面强烈地控诉了战争践踏人性摧残生命的罪恶。用惨不忍睹的画面，直接揭露日寇暴行，以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在另一类作品中，则表现了人民热爱和平，企盼战争尽快结束的愿望。〃
由于此时丰子恺积极宣传抗战，需常在外奔走联络，为了行动方便，他脱掉了平日惯穿的长袍，改穿中山装，神态异常活跃。此时的丰子恺与往日大家对他的印象判若两人，著名作家王西彦描述此时的丰子恺说：〃从他身上完全看不到超脱出世的样子。〃友人们戏称丰子恺〃返老还童〃，并对他说：〃如果剃去长须，完全可以冒充年轻人了！〃有意思的是，大约是这句话传开去了，有好几家报纸都登载了〃丰子恺割须抗战〃的消息。消息传开，亲友读者纷纷来信，询问是否确有其事。但事实上，丰子恺并没有剃掉他自1927年起蓄的长须，为明真相，丰子恺只得拍了一张全身照片分送诸亲友，想来此事也必定是让他哭笑不得。不过割须是假，抗战热情却是真。丰子恺曾对宋云彬、吴欣奇等友人说：〃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画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
三、〃以杀止杀，以仁克暴〃
丰子恺曾在《丰子恺自述》中说：〃我十年流亡，一片冰心，依然是一个艺术和宗教的信徒。〃确实，丰子恺毕生都没有割舍他的佛缘。1927年，丰子恺在缘缘堂皈依佛法，并由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丰子恺的老师）取法号〃婴行〃，成为一名佛家居士。护生、信佛等等，往往使人联想到迷信，而丰子恺的信佛却是有着普渡众生的慈悲，他曾向人解释过自己对佛的理解：〃信佛为求人生幸福，我绝不反对。但是，只求自己一人一家的幸福而不顾他人，我瞧他不起。得了些小便宜就津津乐道，引为佛佑（抗战期中靠念佛而得平安逃难者，时有所闻）；受了些小损失就怨天尤人，叹〃佛无灵〃，真是〃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对于佛法，丰子恺始终抱有虔敬的心情，他认为〃真正的佛教，崇高伟大胜于一切〃。1928年，丰子恺为预祝弘一法师五十岁生日，在上海与弘一法师合作《护生画初集》，共五十幅。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写诗，一诗一画对照。《护生画集》与佛教的因缘十分深厚，佛教鼓吹仁爱，劝人戒杀从善的要义，在作品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关于创作《护生画集》，丰子恺曾解释说：〃我曾作《护生画集》，劝人戒杀。但我的护生之旨是护心。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残忍。顽童无端一脚踏死蚁群，此心放大起来，就可以坐了飞机拿炸弹来轰炸市区。故残忍心不可不戒，因为所惜非动物本体，意思就在于此。〃在这里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丰子恺信奉的佛教思想和战争之间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佛教教义讲求护生，讲求慈悲戒杀；而战争却又意味着暴力和杀戮。在这两者之间，丰子恺如何平衡？他又如何融合护生之旨和抗战之意？
1938年，丰子恺刚到武汉，就有朋友告诉他：〃曹聚仁说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