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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这也是我的一个想法，一个很笨的人，他不能承担很多的东西，于是他也就不用承担很多的东西，他只要过日子就行，甚至是被动地过日子，被时代和命运之类抛来抛去，在生活中跌来爬去，就是他的一生。背后有什么东西，用不着他自己说，他也说不出来。
汪：日常生活在小说中意义因为这部小说的漫长的故事时间而显示了出来，什么文化大革命，什么改革开放，对万泉和来说都是懵懂的，他只认在他眼前发生的。
范：这也是我的用心之处。我在写作笔记上就写过这样的话：“隐去政治的背景，不写文革，不写粉碎四人帮等，不写知青，不写下放干部。”所以，除此之外，就只写在万泉和眼睛里看到的事情和少许他听到的事情。
汪：这样的叙事选择对你的创作来说也是个变化，而且是个“之”字型的变化。我记得你早期的作品对政治也是不关心的，但自《百日阳光》有了转变，现在又转回去了。
范：关于变的问题，大多数时候我自己是不自觉的，前边的《百日阳光》、《城市表情》、《女同志》，在自己主观想法上，可能有点有意识地靠拢政治（或者说是靠拢政界官场），给人的感觉成了政治文化小说或者官场文化小说。而这部小说不一样，它里边也有政治，但没有人会说它是政治文化小说，其实它里边大有政治文化在。可能因为我太迷恋万泉和了，我对万泉和着墨过重，用力过度。
汪：但这种变并不是回到起点，而是换了角度与方式。我反复提到你是那个短篇《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那是个代表，它是写文革的，但是它用了童年视角，而且将文革推到了小说叙事之外，并且将对文革的反思转移到我们的内心世界。
范：你对我这个短篇的评价，对我的帮助极大，许多年我写小说都是稀里糊涂的，现在我开始懂得用心去领悟一些东西，悟得到悟不到另当别论，悟到了有什么用更是另当别论，但至少我开始学习“悟”。别笑话，这把年纪了，还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汪：这部长篇不是没写制度，不是没写政治，但却是将其稀释在日常生活里。
范：你这么说让我十分激动，我想至少我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预想。
汪：我前面提到了路径原则，再换一种说法就是大传统与小传统。按照社会学家说法，政治与国家意识形态是大传统，乡规民俗是小传统，政治与国家意识形态是通过外力来运作的，而乡规民俗是通过日常生活来传递来渗透的。何意百炼刚，化作绕指柔，大传统有时还就敌不过小传统，还得依靠小传统去实施，在这一过程中，当然会有损耗，会走型，但这是必须付出的成本。你的这部作品就是表现小传统的，大传统并不是没有，读者也能把握得到，但在作品中已经“后窑化”，乡土化了。
范：我在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一直提醒自己两个字：气场。这也许有点虚幻，有点玄乎，但对我来说，这两个字却是有着很实际的作用的。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气场里，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小气场，但又都不能突出这个大气场。现在听了你的分析，我想，气场实在了，它就是后窑，就是乡土，就是万泉和生活的地方。
汪：你说的气场与我的概念是一回事。对小传统的重视将会对乡土文学产生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我是把《赤脚医生万泉和》当作一种新的乡土小说来读的。过去我们谈文学与历史的同异，都说历史是真实，文学是虚构，历史讲的是已然的事，文学讲的或然的事，但是两者都要反映社会发展的规律。什么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它们在历史学家与文学家眼里是一样的吗？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传统的大部分是与历史一致的，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都在与历史抢饭吃。历史记载的是大事，特别是社会的重大变动，它不关心日常生活。文学不应该这样。同样是写文革，历史与文学应该各有各的诉求。我记得社会学家庄孔韶在对福建王田县研究之后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与权力之争主要是在城市，乡村不过是一个附属地带；另一个青年学者郑萍在对河南南和县郑村的考察后也认为：“大传统以政府为支撑力量，形成的话语空间成为其不断向基层延伸的强大后盾，而此时小传统似乎完全被大传统所淹没，突然间在历史中消失。其实这仅是表层现象，在国家强大政治压力下，表面上人人响应政府号召，而在人们内心深处仍认同小传统……国家权力在渗入地方社会时，小传统的社会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这些社会力量是什么？是亚文化的民间族群，是民间宗教、习俗乃至心理与语言，它们与大一统的基层政权、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信仰以及流行的政治语言形成潜在的对比与对峙。这些都可以在后窑村看得到。这很重要，对我们这一代以及上一代人来说可能平常，但是对晚一代人以及对另外的文学群落来说就相当独特了。
范：有一个位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看了这部小说后写了这样的印象：“《赤脚医生万泉和》是一部很有意思的长篇，主人公万泉和就像一部时代的摄影机，忠实的纪录那个对我来说不太熟悉的时代，不太熟悉的农村。就好像如果你不了解文革的北京孩子是怎么长大，看一看《阳光灿烂的日子》你就全明白了。如果你不明白那个时代的农村，看一看《赤脚医生万泉和》你也会明白的。”我想这是他的比较真实的感受，也是我写作这部小说的意外的收获。最初是为我自己写的，为我的曾经有过的农村生活写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这部小说的读者面可能会相对窄一点，只有经历过那样的时代背景的人才可能有一点兴趣。但是看了这个年轻读者写下的印象，我心里就燃起了特别的希望，我希望年轻人、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都喜欢万泉和。
汪：你以后窑村为个案，在一个特殊地域文化的背景下为中国几十年的变化提供了一份乡土中国的个性化书写。乡土中国是我从你们苏州前辈学者费孝通那儿引用过来的。说的也是小传统。他说，“乡土中国”在长期的生存中生成出相当强大的自满自足的具有抵御、同化、包容与自我修复功能的文化体制，相对于各个时期的国家制度生活，它们看似弱小，但实际上却相当顽强。
范：非常顽强，这也是我对农民的理解和认识。
汪：乡村的这种固执与顽强使中国的乡土生活始终呈现二元并峙的、交融与妥协的局面。不仅是文革、改革开放等这些中国大事，任何一种公共行为，乡村都会作出自己的应对，比如乡村医疗，比如赤脚医生。我们前面谈到的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上重新解释。为什么涂医生与万人寿有那么大的差别？为什么人们认同万泉和？
范：万泉和是乡土的，是愚笨而又顽强的，在任何背景之下，他都仍然是他。
汪：为更好地理解作品，我最近还真的下了一番功夫，查看了一些资料，所以我问你在写这部作品之前有没有做一些文案工作。——那些文案拿出来肯定有意思。云南作家范稳的《悲悯大地》就将小说与一部分文案放在了一起，很有趣。——我对中国乡村医疗的沿革有了基本的了解。许多研究都在探讨理想的制度推行的困难，许多调查报告都在描述国家农村医疗制度在乡村的变形，这背后是什么？我由此又想到小说的写实性问题。什么是写实，什么是“实”，大家理解可能都不一样，特别是后者，谁的“实”？什么时候的“实”，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我最近与一些年轻的朋友在一起讨论中国经验的问题。我说中国经验应该是两个层面，一是反映，二是创造。这里面首先要解决经验的本土性与艰难的可靠性。我们现在有多少文学描写是经得起生活与细节的检验的？
范：尤其是经验的本土性和可靠性。所有的描写都是创造，创造得怎么样，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看是不是能够经得起生活与细节的考验，有很多隔靴搔痒的“文学细节描写”，总是不能到位，好像总是浮在一个不着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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