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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哗，那么美丽的卡片！”班上同学叫了起来。
“每人写一句话，送给艾琳过情人节。”我说。
那张卡片尺寸好大，写着——送给一个特别的人。全张都是花朵。夸张的。
“这种事情呀，看起来很无聊，可是做老师的收到这类的东西，都会深——受感动。”
“你怎么知道？”有人问。
“我自己也当过老师呀！有一年，全班同学给了我一张卡片，我看着那一排排名字，都哭吔！”我说。
大家上课时悄悄的写，写好了推给隔壁的。我们很费心，画了好多甜心给老师，还有好多个吻。这种事，在中国，打死不会去做。
等到第二节上课时，一盒心形的巧克力糖加一张卡片，放在桌子前端艾琳的地方。
艾琳照例拿着一罐汽水走进来。
当她发现那卡片时，咦了一声，打开来看，哗的一下好似触电了一般。
“注意！艾琳就要下雨了。”我小声说。
同学们静静的等待老师的表情，都板着脸。
那老师，那《读者文摘》一般的老师，念着我们写的一句又一句话，眼泪哗哗的流下来。
“哦——艾琳哭了。”我们开始欢呼。
另一班的老师听见这边那么吵，探身进来轻问：“发生了什么事吗？”
当她发现艾琳在站着哭时，立即说一声：“对不起。”把门给关上了。她以为我们在整人。
这一回，艾琳和我们再度一同欢呼，大家叫着：“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
于是我们推开书本，唱向每一个同学，大家轻轻一抱，教室里乒乒乓乓的都是撞椅子的声音。抱到月凤时，我们两个中国人尖叫。
在咖啡馆的落地大玻璃外，艾琳走过；我向她挥挥手，吹一个飞吻给她。她笑着，吹一个飞吻给我，走了。我下课也赖在学校，不走。
“那是我的好老师吔。”我对一位同桌的人说。他也是位老师，不过不教我的。
我们同喝咖啡。
“你们这班很亲爱啊。”这位老师说。
“特别亲爱，不错。”我说。
“我听说，有另外一个英文老师，教美国文学的，比你现在的课深，要不要下学季再去修一门？”这位物理老师说。“她人怎么样？”我小心翼翼的问。
“人怎么样？现在就去看看她，很有学问的。”这位老师一推椅子就要走。
“等等，让我想一想”我喊着，可是手臂被那老师轻轻拉了一下，说：“不要怕，你有实力。”
我们就这样冲进了一间办公室。
那房间里坐着一位特美的女老师——我只是说她的五官。
“珍，我向你介绍一位同学，她对文学的见解很深，你跟她谈谈一定会吃了一惊的。”我的朋友，这位物理老师弯着腰，跟那坐着不动不微笑的人说。我对这位介绍人产生了一种抱歉。
那位珍冷淡的答了一声：“是吗？”
我立即不喜欢这个女人。
“你，大概看过奥·亨利之类的短篇小说吧？”她很轻视人的拿出这位作家来，我开始气也气不出来了。“美国文学不是简单的。”珍也不再看我们两个站在她面前的人，低头去写字。
“可是，她特别的优秀，不信你考她，没有一个好作家是她不知道的。”那个男老师还要自找没趣。
珍看了我一眼，突然说：“我可不是你们那位艾琳，我——是深刻的。我的班，也是深刻的。如果你要来上课，可得早些去预排名单，不然——”
“不然算了，谢谢你。”我也不等那另一个傻在一边的物理老师，把门哗一拉，走了。
在无人的停车场里，我把汽车玻璃后窗的积雪用手铺铺平，慢慢倒下一包咖啡馆里拿来的白糖，把雪拌成台湾的清冰来吃。
那位物理老师追出来，我也不讲什么深刻，捧了一把雪给他，说：“快吃，甜的。”
“你不要生气，珍是傲慢了一点。”他说。
我回答他：“没受伤。”把那捧甜雪往他脖子里一塞，跳进车里开走了。开的时候故意按了好长一声喇叭。我就要无礼。
回到公寓里，外面的薄雪停了。我跑到阳台上把雪捏捏紧，做了三个小小的雪人。远远看去，倒像三只鸭子。我打开航空信纸开始例行的写家书。
写着：“幸好我的运气不错，得了艾琳这样有人性又其实深刻的一位好老师，虽然她外表上看去不那么深。不然我可惨罗！下学季还是选她的游乐场当教室，再加一堂艺术欣赏。不必动手画的，只是欣赏欣赏。下星期我们要看一堂有关南斯拉夫的民俗采风幻灯片，怎么样，这种课有深度吧？再下一堂，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纪录电影。对呀！我们是在上英文呀！下雪了，很好吃。再见！情人节快快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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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不是读书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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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认识了他，早在一个飘雪的午后。
那天我们安静的在教室里读一篇托尔斯泰的短篇，阿雅拉拿起一颗水果糖从桌子右方弹向我的心脏部位。中弹之后，用眼神向她打过去一个问号，她用手指指教室的玻璃门。我们在二楼。
我用双手扳住桌沿，椅子向后倒，人半仰下去望着走廊，细碎的雪花漫天飞舞着，这在西雅图并不多见。“很美。”我轻轻对阿雅拉说。
艾琳老师听见了，走向玻璃，张望了一下，对全班说：“外面下雪了，真是很美。”
于是我们放下托尔斯泰，一同静静观雪。
下课时，我跑到走廊上去，阿雅拉笑吟吟的跑出来，两个人靠在栏杆上。
“亲爱的，我刚才并不是叫你看雪。”她说。
又说：“刚才经过一个男老师，我是要你看他。”
“我知道你讲的是谁。索忍尼辛一样的那个。”“对不对？他嘛——你也注意到了。”
我们的心灵，在那一霎间，又做了一次不必言传的交流。阿雅拉太精彩，不愧是个画家。
阿雅拉顺手又剥一颗糖，很得意的说：“在班上，只我们两个特别喜欢观察人。”
那个被我们看中的男老师，此刻正穿过校园朝我的方向走来。
我并不动，静立在一棵花树下已经好久了。
等他快走向另一条小径时，我大声喊出来：“哈罗！PA－PERMAN”
这个被我喊成“纸人”的人这才发现原来我在树底下。他微微一笑，大步走上来，说：“嗨！你好吗？”“好得不能再好。”我笑说的同时，把头发拉拉，给他看：“注意，头上肩上都是樱花瓣，风吹下来的。”“真的吔！”这位美国大胡子这才赞叹起来。
“这种事情，你是视而不见的。”我说。
“你知道，我是只看印刷的——”他打打自己的头，对我挤了一下眼睛，笑着。
他又要讲话，我嘘了他一声，这时微风拂过，又一阵花雨斜斜的飘下来。
我沉浸在一种宁静的巨大幸福里。
“这使你联想到什么？”这位朋友问我。
“你说呢？”我的表情严肃起来。
“莫非在想你的前半生吧？”
“不是。”
我们一同走了开去，往另一丛樱花林。
“这使我，想起了我目前居住的美国。”我接着说：“我住在华盛顿州。”又说：“这又使我想起你们的国父——华盛顿以及他的少年时期。”
“春天，跟国父有关吗？”他说。
“跟他有关的是一棵樱花树、一把锯子，还有，在他锯掉了那棵树之后，那个没有迫着国父用棍子打的爸爸。”我一面走一面再说：“至于跟我有关的是——我很想问问你，如果说，在现代的美国，如果又有一个人——女人，也去锯掉一棵樱花树——”，
我们已经走到了那更大的一片樱树林里，我指着那第一棵花树，说：“譬如说——这一棵——”
我身边守法的人大吃一惊，喊：“耶稣基督，原来——。”
“原来我不是在花下想我的——新——愁——旧——恨——”我的英文不好，只有常用中国意思直译过去，这样反而产生一种奇异的语文效果，不同。
在春日的校园里，一个中年人笑得颠三倒四的走开，他的背后有我的声音在追着——“华盛顿根本没有砍过什么树，是你们一个叫WEEN的人给编出来的——”
当我冲进教室里去的时候，同学们非常热烈的彼此招呼。十几天苦闷假期终于结束，春季班的开始，使人说不出有多么的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