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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老师的发言态度我相当欣赏，啪啪啪地拍起掌来，可就我一人鼓掌，颜面遭到了尴尬，就让方向明一伙注意到了，“小侉子，你是红卫兵大队长，说说你的看法。”“大快人心！”我脱口而出，继而一怔，发现所有人都用讶异的目光看着我，“我就纳闷那些阿拉伯数字为甚来咱中国，见到它们，我就害头疼，与阿拉伯数字为伍的江老师一丢，我的课也不用补了。韦老师几天前只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没说不做题不能活么！我的看法是，数学下课！因为不做数学题应该不会害死任何人，所以我为什么要做第一个屈服的人呢？至于江老师丢不丢得了，丢不丢得成，他家里的鸡仔饼，荔枝蜜和椰子糖还有好些些，南方人贼馋，广东人贼馋双倍，他能撇下他的‘黄金细软’？不可能，我倒认为他是找大米去了。他再不找大米就像臭虫一样瘪了。”
半夜三更，一股股寒气扑面而来，贾校长就让大家想一想有没有异常现象发生在江远澜身上。张菊花说有一次，县里的羊得了口蹄疫，通知各单位派人去疫病区救助，她去找江远澜，当时她穿了一件格呢外套，她一进江远澜的家，就发现江远澜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的胸脯，她慌得语无伦次，但江远澜仔细地审视了一会儿，就以一种强制的语调说：等一等！于是拿来一把剪刀，也不征得她的同意，就剪掉了前面的几颗白色的大扣子。他还说濒死的羊最怕见女人的白扣子！张菊花一头雾水最后说道：那羊的心思他怎么知道？
“自从批林批孔以来，大会小会天天开，谁见过江远澜发言？”
“还有，出早操，校办通知各班班主任必须参加，可江远澜参加过吗？一次都没有，问他原因，他说笛卡尔早晨从来不起床，笛卡尔有晨思的习惯。笛卡尔晨不晨思和他有啥关系，莫名其妙嘛！”
“他还会讲鸟语。真要是干点见不得人的勾当，自身素质没问题。”
发言争先恐后，说的都是不好，但这不好拔不到一定的高度，如此“现行”，自然不是照天烧要的，他问谁和江远澜最熟。大伙们你看我，我看你，都说他孤家寡人，从未见他与谁结伴出入。他又问谁和他接触最多，大伙们就说刚刚烧成炭人的侯大梅老师常向他请教，“论不相交的斯坦纳的三元系大集”中的究竟有多少不同的斯坦纳三元系存在的问题，侯大梅是数学发烧者，可惜她烧过头了。不知谁提起了瞿昙海伦，说海伦生前经常把大米送给江远澜，一个月才三斤大米，她都给了江，究竟是什么关系，难道她吃大米过敏？那女人生得风流，死得风流，带不走的还是风流，韦荷马向往地说道。贾校长站起来，做着双手拍皮球的动作，问：“谁最后见到过江远澜？在哪儿？”
郝老师说：“一周前在操场见过，江拿一本书，背抄手，下雨了，操场上的人纷纷离去，惟江毫无觉察，仍在雨中漫步，故印象深刻。”韦老师说：“五天前我找他借棋谱，第二天还他时，他还在。”小程老师说：“四天前江收到一封信，我找他借火柴时，他在落泪，我问他，他说他惟一的亲人，他干姐姐死了。”“对对对，没错，”我马上插话：“我到他家时，他正捏着信纸哭。”
“后来呢？”
“我去大殿锁门，江老师跟着的。”
“再后来呢？”
“我从后殿转出来时，不见了江老师，我就赶紧锁上门，回到江老师家呗。”
“家有人么？”
“我摇头。”
“快去开殿！”贾校长的声音大得吓人。
在大殿找到江远澜时，他趴卧在摆放香炉、供品的雕花硬木条几上，正在解题，身边亮着六盏煤油灯，身上还铺盖着一堆彩旗。煤油灯燃烧不好，熏得江老师成了非洲黑人。本来他就形销骨立，如此一来，骷髅旖旎。韦荷马和小程老师上前想去搀扶他，但江老师不干，既难看又笨拙地从近两丈的条几上翻下来，布满血丝的眼睛仍盯着《堆垒素数论》。一堆人哜哜嘈嘈问他渴不渴，饥不饥，江张开臭嘴，打了一个很大的哈欠，把条几上的演算纸收拾好，又打了一个很大的哈欠后，把手中的书扬扬说：“这是宝殿，有1952年以来的《数学学报》，，还有这书，这书。”
我把江远澜关在大殿的消息不胫而走，说我比黄帅（当时一名反师道尊严的中学生。）还黄帅的人占了多半数。让江老师忍饥捱渴三四天，尽管江老师说没渴着他，他喝了广告水粉颜色瓶里沉淀的清水，但江老师拉肚子打吊针也是事实，好心的老师，敲打着我说下次锁门时留心甭把自己锁进去，黑心的老师就说孔老二和阎锡山准备请你当先生呢！
偷了江老师的钱，关了江老师的禁闭（尽管无意），我只能自愿受刑——补课。我假模假式做出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来到江老师家时，他第一句话就是你要把五天耽误的课程补回来，每晚至少四小时。那一晚，我比木桩子都老实，他出多少题，我做多少题，不会做的虚心请教。江老师在解题之余对我说：“既然我有信心做出‘黎曼猜想’，别的猜想根本不能成其为猜想。”我理解为他放我一马，脑袋一热，话脱口而出：“我一定加倍补课。”江老师像点眼药水似的在一杯热水中滴了几滴蜜给我喝，我不喝，他就说是荔枝蜜，我还是没喝。他问我：“你是不是觉得把我锁起来就不用补课了？”我说：“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那你为什么要锁我呢，”我就说我锁的是门。他说：“错了就是错了。”我说：“我没说我对。”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顽劣的学生，”我说：“我也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较劲儿的先生。”
临走，他问我额头上槟果大的包怎么来的，我说羊犄角顶的。“学校哪有羊？”江老师不信。我先说是野羊后又改口说是犀牛。
白天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一清早五点十分起床，五点半到广播室广播，六点钟出操，六点四十分洗漱，七点吃早饭，七点半至八点练歌，八点到九点安排接待碰头会，其中还包括到各班察视黑板报、墙报、油印快报的情况，九点至十二点接待来校参观学习的师生，去校办粉笔厂、蜡烛厂、麻袋厂参观、看幻灯、看展览、看简报。十二点半吃完午饭，领着参观者到礼堂开会，先是批判会，后是文艺演出，最后是全体大合唱《国际歌》，由我指挥，等下午四点半把参观者送走，我马上到宣传队排练，此后还要和语文组的康老师学习朗诵、书法、刻蜡板，和小程老师一块打乒乓球、羽毛球及长跑，直到吃晚饭。晚上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至少要做四小时数学题，在一间不足七平方米的小屋，闻着劣质煤燃烧出的硫磺味，和一个瘦得像十字架的所谓先生糗在一起。我总算明白了那句话：日落显示了太阳的光辉——是在江老师买回那个红瓦盆的晚上，批林批孔运动再一次如火如荼，老师们晚上都要去开会，江老师明确提出要把我锁起来。我问他尿尿拉屎怎么办，他便买了个红瓦盆回来。我忿不得地告诉了韦老师、小程老师，他们俩捏鼓好了对我说，你又不是没锁过江老师，一报还一报，应该，应该。我甚至找了教导主任张菊花，张菊花说江远澜已经找过她，并说明此事了，年轻人多学习没坏处，就算他捏你这个软柿子，让他捏捏也是一种锻炼和考验。
假如在此之前，我对江先生还有愧疚之心的话，自打他买回红瓦盆后便荡然无存。第一天，我就在红瓦盆里尿了尿，等他开了锁，进门，我挺着肚子，端着红瓦盆往外走，经过菜畦，连盆带尿都泼了出去。第二天，江先生又买回来一个红瓦盆，有沿边儿，我照旧把盆扔了出去。第三天，江先生买回一个搪瓷盆，盆底有一对俗不可耐的虎皮鹦鹉嘴对嘴，江先生前脚锁门，我后脚咣啷就把它踢到了墙旮旯，紧接着，我又拿起江先生的蘸水笔，把麻纸窗戳成罗面筛子。“虎儿瘦了雄心在，得开怀处且开怀。”再等我跷着二郎腿唱时，小程老师就捣着墙喊：“嘿，嘿，小侉子你吼什么？”“慈禧当年也打过柴，武则天尼姑庵里把金钗卖，”我就吼！“江远澜你这棵烂白菜，没人买来没人卖。”小程老师在捣墙的隆隆声中竟然对我说什么兵家要诀是出门如脱兔，闭门如处女，让我安静下来……兵家兵家，爷是被支书当壮丁抓来的，如果爷也算兵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