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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活力不足和效率低下现象。
从军方的采购来看，也存在着危险的倾向。
《华盛顿邮报》说，从俄罗斯进口武器，现在该是中国“断奶”的时候了，否则就该上瘾了。从纯粹的货币支出看，进口的确比自己研发更合算。但从政治和军事上讲，大国不应该拥有自己的武器研发能力吗？进入90年代后，世界上只有俄罗斯能向中国提供武器，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正停滞不前，如果在俄罗斯这棵树上吊死，那么中国武器装备也只能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水平了。中国经济远比俄罗斯有活力，也更有资助国防工业的经济实力，自力更生，本身就是创造就业机会，让国防工业焕发青春，为什么就不做呢？新式装备的下线到最后的使用，还有漫长的过程，军人们的感受就更直接了。有几个懂得俄语的啊？何况又是专用名词，翻译成中文恐怕要丢掉了一半，面对科技含量很高的苏－27、苏－30，中等专业水平的维护兵和士官们，真的有些抓耳挠腮了。
父亲回忆说：“耿飙和刘华清访美后，布朗（美国防部长）来华。和我谈话时趾高气扬的，张口就是，我们美国是不能卖武器给你们的！我一听就火了，但外交场合不好吵架，我就反问他，是谁要向你买武器了？你在这里给我说说看。他一下呆住了，答不上来。是啊，没有人向他提出过嘛，耿飙、刘华清提的是技术合作。我哪里能饶过他，说你美国是卖给过中国人武器，抗战胜利后好打内战，不过，这倒是帮助我们更快地打败了蒋介石。我在这里要谢谢你！”
在座的美方人员有点蒙。翻译解释说，解放战争后期，我们用的也都是美式装备，只不过那全是从蒋介石手里夺过来的，所以张副总理要谢谢你们。他们愣了一下，也哄然大笑起来。
推陈是否就能出新？这的确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思想观念、经营机制、产品开发到市场开拓等方面都要经历从计划到市场的重大转变。20多年来，中国军转民后的现实状况，还难以完全适应国防力量发展的需要。如何摸索一条中国式的武器装备发展的道路，仍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中国武器装备研制和生产的市场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其实，抓住20世纪最后的十几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摆脱贫穷，追上发达国家的前进步伐，这个决心无疑是正确的。我可以自信地说，没有哪个决策者会怀疑这一点，甚至没有哪个中国的老百姓会怀疑、会反对。反对改革、反对进步的人，在我的生活圈子里真还没有遇到过。问题是，经济的发展一定就是排他的吗？一定是要牺牲国防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吗？它们是完全对立的吗？能不能找到一个相辅相成的结合点呢？这个命题，推而广之，是不是也一定要牺牲环境、牺牲许多不可再生的资源；甚至牺牲信念和信仰、党和政府的廉洁、社会的公正和公平；牺牲普及教育、全民医疗，以致相当一部分无产者的利益，来换取高速发展呢？国家实力是一个综合性指标，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它包括GDP，但也包括原子弹和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望和凝聚力。国际环境是趋于缓和了，但是不是富国就愿意看到你这个穷国也和他们平起平坐呢？反正毛泽东不相信，他风趣地说，资本主义这个老师，为什么总是不希望他的殖民地的学生们也像他们自己一样呢？狼当然不愿意羊和兔子都变成和它自己一样，也长着厉齿和尖爪，也和它一样喜欢吃肉。这就是世界政治的丛林法则。当初毛泽东下那样大的决心搞原子弹，难道他真的是以为这玩意儿能当饭吃？在改革的大潮中，怎样才能找到一条途径，使社会的各种力量协调地发展呢？
国家大战略的课题提出来了。
6 国防发展战略的对话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我和父亲在理念上的沟通，进入到了一个更深的层面。我的一生大半是在军旅中度过的，这时的我，已在总参谋部工作，我们父子之间有了许多共同关注的话题。当初他得知我从军区调入总参时，是很不赞同的。他说：“为什么不愿意在下面多做些实际工作？”我说，部队又不打仗，除了安全防事故就是打扫卫生迎接检查什么的，好无聊。到总参来，搞些战略和战役的研究和组织工作，倒还有些意义。他没有再说什么了。我上班的第一天，吃晚饭时，我说整整一天都在誊写档案，都他妈是些没用的东西，新来乍到的，估计是要先磨磨你的性子。我妹妹在旁讥讽道：“哈，机关的小职员！”父亲狠狠地说：“说了不听，活该！”
他的腿在“文革”中摔断了，闲暇时妈妈总是督促我们拉着父亲一起活动。我们常常是晚饭后，边走边谈，大到宏观的世界战略格局，小到部队存在的许多具体问题，话题是相当广泛的。尤其对下面部队反应的一些问题，我感觉得到，他听得很专注。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北部一直面临着来自苏联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老毛子陈兵百万，它的坦克机械化集群，在战略上成机动配置，虽然对它的企图判断不一，但毕竟如芒刺在背。70年代后，苏联军事学说在二战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大纵深作战理论，把大规模集中使用装甲集群进行大纵深突破，作为未来作战的基本样式，这就更增强了中央高层的不安。“文革”结束后，军队生活逐步恢复到正常秩序，针对苏军的动向，在我军各大战区的战役训练中，掀起了研究相应对策和战法的热潮。在之前，邓小平提出了“制止敌人长驱直入”的战略思想，他说，现代战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打钢仗、打装备、打后勤。过去是小米加步枪，对后勤依赖还不算很大。现在无论是军需给养、武器弹药、装备器材，都得靠强大的后方供应；把敌人一下子放进来怎么能行？粟裕同志也针对苏军装备上的优势提出了“不远离阵地的运动战”作战方法。张震那时是主管我们业务口的副总参谋长，他在苏军出版的《突破》一书上批示：“研究一下，如何对付苏军装甲集群的大纵深突破，并把研究结果告我。”随着这股热潮在战役领域的逐步铺开和深入，促进了我军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的变化，形成了在战争初期，以坚固阵地的防御战为主要作战样式的战略指导思想。这在相当程度上回归到了50年代彭德怀的思路上去。新的战略方针形成了，后来的“801”会议和代号为“802”的华北大演习成为它的标志。
当时许多领导同志都前往张家口参观演习，北京军区的领导见到我说，动员你爸爸也来看看。我转达了这个意见，父亲说，安排不开了，这样吧，我写幅字你送去，算是向军区的同志们祝贺吧。他大笔一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秦基伟司令把这幅字送到《解放军报》，刊登了出来。我回来向父亲谈起下面演习部队的热烈反响，他说：“民委转来意见，说是违反了少数民族政策。”莫名其妙，“秦时明月汉时关”，历史唯物主义上哪去了？
当然，这都是些生活中的小插曲。这期间，我和父亲闲谈的话题，常是围绕着新的战略方针展开的。他一般多是在听，很少发表意见，但我感到他其实是有自己的看法。
父亲说：“你们做的这件事很重要。50年代和彭老总、粟裕，还有陈赓同志在一起，就在搞这个东西。就战争初期的概念来讲，我看不是大了，而是小了，要朝更困难方面做准备。但我现在思考的还不是这个问题。”
能详细谈谈吗？我当然愿意系统地听一听。
“我考虑的不是打的问题，而是不打的问题……你们算过没有，齐装满员是个什么概念？现在是按300万常备军算，如果按战时扩编算，苏联二战扩充的兵员超过了1000万，这又需要多少储备？这还只是讲数量，更重要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武器在更新，作战方式在变化，我们究竟该怎样准备战争？
“这就摆出了个问题：不仅要研究今天的战争，更要研究明天的战争。早打、晚打，对战争准备来说，是大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被眼前的局面所束缚，那我们就无力发展。不忘战备是对的，但战争并不是就迫在眉睫，我和杨勇同志就多次说起过。当然，他们有压力也是实在的。”
后来我知道，他的这个思想，曾在军委多次谈过，只是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利害关系自然也就不同了。军委副主席张震当时任副总长，我在他领导的部门工作，记得一次张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