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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在电话里提到了他对目前科技概念投资的兴趣，1998年网络泡沫盛开的一年，在人类近几十年来，除了阿姆斯特朗登月之外，从来没有哪一年能像今年这样让全世界的人民都对科技有了无限的向往和信心。尽管不治之症依然是不治之症，尽管各种领域的科研成果还是不能应用到民用领域，克隆概念的兴起和人类基因研究工程的浮夸依然让人觉得时代真的是进步了，不少人恨不得马上就提前进入到宇宙时代。
我对索罗斯的提议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是个人都知道，最近两年里飞速发展的太阳集团把不少精力放在网络技术和高科技投资上，我可能对这些东西没兴趣么？电话里的索罗表示，现在开始有点怀疑自己以前的看法了，他觉得很多人用很多钱堆起来的泡沫看起来也挺美丽的嘛……
我心里偷着笑，老鬼在香港没占着便宜，现在又想学李超人儿子搞高科技概念风险投资了。这种事我向来都支持人做，成功了最多我去花钱买你的成果，失败了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从这个角度考虑，我当然全力支持他——口头支持，他就别想让我掏钱，老子穷，一个子儿也没有……
索罗斯用他的所谓哲学理论跟我讨论了一个多钟头关于投资的问题，我对他坦言，目前为止我们要对付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厂商EA，而且要进一步加深跟比尔盖茨的合作，要整合北美、欧洲和亚洲地区的网络资源，要继续大力推广即时通讯软件……反正我们要做的事儿太多，没什么时间参与他的新计划。
索罗斯略有失望地跟我说了再见，他也知道我计划收购韩国第一银行，1997年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零增长阶段，韩国却飞升得极快，这两者相比之下我才没考虑去日本收购那几个破产的银行。以韩国第一银行为基础，逐渐渗透并控股韩国几大电子厂商，慢慢在硬件生产力和核心技术上接近世界顶点，这才是我的目的。虽然以前从来没这么想过，但现在有钱有能力走到这一步，这也是顺其自然的事。索罗斯关心的是金融方面的问题，他和我想要的东西不一样，我们不冲突，他也不会理解我的想法。
在他来说，攻击那些三流小国们的经济才是最大乐趣，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果然经济体系日趋完善。5月11日的15国首脑会议上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总结关于金融风暴的原因和经验教训，此时正好有一些国家给中国政府发贺电，盛赞中国是“在金融风暴中不为所动，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国家。我觉得其实这样也挺好的，否则换一个更狠的人出现，说不定损失就不是这么一点点了。
索罗斯挂下电话之后没怎么听我劝，直接找CEO搞投资去了，我看着日历牌子算了一下，1998年6月25日Win98英文版上市，7月31日中文版正式上市，98出来之后微软就该一统江湖了，也该到日子被反垄断法折腾了。让小比自己慢慢咬被角吧，没我什么事。
目前在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问题上，我们最大的对手是日本东京—三菱银行，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该银行由三菱银行和东京银行于1996年合并而成，其总资产额为7200多亿美元。反正钱到这个数上已尾数到底是多少已经不重要了，当时其合并交易所用的金额为338亿美元，估计全世界也没几个公司能拿出这多么钱来。微软到2002年为止也只能拿出200多亿现金，那还已经世界级的超级大款了，我们这次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目标花费是包括其债务在内的68亿美元，超过这个数也就超过了我心理承受能力。我不知道日本人打算花多少钱，又对韩国经济振兴有多少把握。
从日本搜集过来的情报说日本人的心理承受价格跟我们差不多，那么现在就看这个事儿韩国人是吃我们这一套还是吃日本人那一套了。我建议周世昌最好许诺给金某人手下一些官员们好处，也可以直接跟金某人会话兼送钱。反正周世昌现在的身份是太阳集团代表，也就等于是代表了韩国新兴的游戏产业，那些数码科技公司什么的可都是我们开的，重视发展网络和流行娱乐的韩国政府不能不重视。
自打1996年之后，韩国人很惊诧于中国市场的消化能力，大量韩国商人涌入中国境内，被中国这样一个不知道底限有多少的市场养的脑满肠肥，后来干脆连文化和游戏一起输入，顺着文化输入的东风把电子产品也倒卖过来。由此可见传媒的作用是巨大的，SONY本身就是硬件加传媒的组合，没有自己独立文化概念输出，只能说你产品做好，吆喝还是没到位。
日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了韩国流行文化的可怕——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明白，大多数民众是多么容易被愚弄，当韩国组合开始成批奔赴日本搞宣传的时候，日本人发现引以为豪的拿来文化已经被别人成功地COPY了。这一点非常可怕，试想一个自己独特民族文化已经在逐渐没落，只能表现7头身或8头身卡通形象的国家一旦发现自己连包装别国文化转手往外卖的能力都被人学去了，该是如何的惶恐？
1998年，日本媒体已经开始宣传让孩子们抵制韩国正在慢慢学习他们而成长起来的流行乐和游戏漫画，不过日本孩子对韩国的东西似乎不怎么抵制，这种呼吁希望自己民族如何如何的屁话一点用也没有。
意识到这种情况的日本人很容易地想到的应该是商机，而不是扩大这种抵触情绪。对他们来说，能用韩国的东西在本国赚钱也是好的，正因为这样东京—三菱银行才顺着味儿爬过来也想吃韩国第一银行。
周世昌跟韩国人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对韩国人的脾气比较了解，我们在电话里交换了一下意见，我们觉得如果想让日本人往后退，还是利用一下民族矛盾比较好。
韩国人容易激动，而且政府比较重视民愤，挑起民愤利用一下韩国人对日本人的矛盾最容易达成目的。
跟周世昌研究了一下具体的方案之后，周世昌表现出他温文尔雅背后的雷厉风行来。
我挂掉电话不到8个小时，晚间新闻已经在报韩国有人在汉城的日本大使馆门口静坐示威，反对日本继续忽略侵略事实的不负责任态度，还有几个看起来表情风尘的姑娘把几个在韩国的日本商人告到法庭，罪名是非礼和强暴。
这点事还没报完，韩国各地又有不少当地民众跟日本人起冲突的事件发生，这在一个连足球队看见日本球队都要拼命的国家里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事，没多久韩国上下舆论已经一片哗然了。
作为亚洲已经比较有影响力的电视台，凤凰卫视有选择地报道了一些情况，这些东西再通过默多克的电视台和报纸杂志等媒体放送出去，转到世界各地。最要面子的韩国人肯定受不了——都让人欺负成这样了，还把银行卖给日本人？那不跟卖国一样么？
之前由于谈判和其他原因一拖再拖的公开拍卖不得不继续延期，我也乐得看热闹，网络科技股票一翻再翻，这都是钱啊，这么拖下去我底气只能越来越足，为什么不拖？
98到99年这段时间好真好，这两年的网络概念股真像《大腕》里说的那样，你投多少钱，等回头添个零直接卖给下家就行了。咱可得抓紧时间把水都喝走，只留泡沫给下家。
不知道索罗斯对我已经投资的一些网络科技股有没有兴趣呢？桀桀桀……
韩国政府对待民愤一向谨慎而激昂，谨慎是对自己国民，激昂是对日本政府。经过我们这么一搅和，新仇旧恨都上心头，很是热闹了一段时间。周世昌趁乱继续跟高官们套关系，还跟三星等逐渐升值的韩国企业攀合作，弄得仿佛一跨国经济交流大使，四处逢源八面威风。
我皱着眉头问蔡青：“周先生现在怎么学的跟你似的？”
蔡青乐呵呵回答：“难道不是跟你学的么？”
我想了一下，好像的确如此……
瞅着比较不忙的日子，我做东请我和张小桐的父母吃饭，目的很简单，谈我们的问题。
在这次和谈之前，我做了几项工作。
首先，张小桐核对了一次关于我们终身大事的问题，尽管我认为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做到萨特和波伏娃那种境界，但不得不考虑一个事实就是太多人以为自己是萨特和波伏娃，后来都没能模仿成功。所以我总觉得实在的婚姻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在这一点上，张小桐比较赞成我的意见，事实上我大概能猜到，几乎所有女孩心中的梦想都会包括嫁给自己喜欢的那个人这一必要要素，张小桐也不例外，当然，我也梦想过让自己喜欢的女孩儿穿上新娘装的一天。